英若诚，1932年生于北京，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编导、翻译家。　　曾就读北京培根小学、辅仁中学、天津圣路易中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记者：许多人用“奇才奇艺”和“学者型艺术家”来评价你。人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从小一直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吗？

　　英若诚：那可不是。从家族传统上看，我们家搞教育的倒是大有人在。我的祖父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主要创办人，父亲留学回来也在大学当过秘书长。可我幼年属于“大逆不道”一类，曾经因为用弹弓误伤了训导主任被辅仁中学开除，后被父亲煞费苦心地送进天津租界内洋人办的圣路易中学。我在那儿总算收了心，学习成绩甚至破过纪录，可偏偏又迷上了戏剧表演，毕业时铁心要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就因为那里有曹禺、张骏祥那样的戏剧界名人。

　　记者：文化艺术界像你这样不读科班、走旁门别道成功的人是不是挺多的？

　　英若诚：多。而且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学以致用的少，学非所用的多，这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即使大学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其作用也是基础性的。70年代末，英国一个著名剧团来演《哈姆雷特》，主演是一个后来封了爵位的大演员，我问他是在哪儿学的表演？他说，没学过，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学历史的。老“人艺”的许多优秀演员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搞艺术这行很难说，它要不断地标新立异，在创新中发展，否则就是工艺而不是艺术了。而这种创造力首先源于特殊的兴趣爱好和某种天赋，而不是艺术出身。上海以前有一个工会剧团，排演了许多有名的戏，里面许多有才华的演员都是爱好戏剧的工人。你看墙上这幅画，得到过大画家的肯定，它是我没念过美术系的女儿画的。我的儿子英达从小和别的孩子一样闹，在学校常常是“害群之马”，可有一样，他喜欢拿橡皮泥捏小泥人，捏得饭都可以不吃，还画小人书。所以每当全市小学生搞展览的时候，他会一时得宠，为学校争得荣誉。他在大学读心理学系，这并没有妨碍他搞艺术。那时我就撺逗他加入学生剧团，告诉他我当年如何如何……

　　记者：这么说艺术家的产生与专门的艺术教育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每年被艺术院校淘汰的大批考生的奋斗还是不是值得？

　　英若诚：光读一个中文系培养不出曹雪芹，培养不出作家，光读艺术院校同样也读不成艺术家。依我之见，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发现比提高更重要些。对大多数人来说，热爱艺术，外形漂亮，并不等于适合搞艺术；适合搞艺术的未必非要进艺术院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有艺术前途。懂得这些，学生报考艺术院校会少一些盲目性。

　　话说回来，专门的艺术教育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我以为其专业领域不宜太窄，不能老在一个胡同里转悠，闭门造车。艺术素质、鉴赏力、雅和俗的气质都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各科知识修养的长期积累中“长”出来的。所以课程必须博杂，要有兼容并蓄的知识结构，除了科学的、人文的，各艺术门类之间的也要接触，才谈得上创造力。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有个学校找我谈经费的事，我见那个学校有舞蹈、音乐、戏剧、美术四个专业，就问他专业之间有没有往来交流？他们听了似乎很诧异。各艺术门类本来都是相通的，四个专业本身就是资源，却不知道利用，这是艺术教育的欠缺。

　　记者：艺术人才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他们只是学习精尖的专业技能、拓展学识和眼界就够了吗？

　　英若诚：当然不够。培养艺术人才，开明思想的教育很重要。所谓开明，是一种广纳百川的大气派，也就是世界观、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文艺界人才济济，可是能人到了一块，常常就不对头了，门户之见，唯我独尊，容不得不同声音，不同的创见。这些事在文艺界似乎特别多。几十年中我就亲眼所见有些才华出众的人，最后由于人格的偏狭误入歧途；还有些天才艺术家的创造力被人为地排挤、贻误。必须让未来的艺术人才懂得，真正的艺术家要有容人之量，要能博采众长，有勇气摒弃哪些陈旧过时的东西，听得批评。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明的风气是艺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一个社会停止了创新，就停止了发展；艺术没有了创新，其生命也就停止了。提倡开明的风气，营造艺术创新的氛围，也应该是艺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