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偶尔有沙尘暴和寒流，京城仍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涌现出来。

４月２０日，在中国教育报刊大厦四楼会议室里，一个由大学、中学以及出版社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小型讨论会却在讨论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英语教育的困境和出路。

在中国，这似乎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只要英语还在高考的必考科目中占一席之地；只要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学了十几年英语后还是不会听，不会说；只要还有无数的中国人为了出国而绞尽脑汁地钻研托福、ＧＲＥ……有太多的“只要”使得我们无法不关注英语教育问题，尤其是英语教育现在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如孙复初教授激动声明的那样：“大家不要闭着眼睛不看问题！现在这样的英语教学‘指挥棒’要把我们的英语教学引向何方？！”春天已经到了，但是，英语教学的春天呢？

考试：不变的“指挥棒”？

“‘指挥棒’指挥的就是这么大的乐队：上千所大学，上万所中学，几百万几千万的学生，几十万的老师，一声号令‘一、二、三齐步走’，想快不行，想多也不行。统统要受到统一高考、中考的约束。”孙复初教授说。

“我想说，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太大了……”苏兰副校长也说。

……

尽管素质教育的概念给学生、家长和学校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景，但是，应试教育却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主旋律”。这两者碰撞、交织，构成了近几年中国教育的一个“怪现状”。

尤其是对于学校，当家长和社会越来越关注教育能否给下一代带来的契机和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当能否升学成为家长以及学生实际上惟一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学校和教师除了跟着考试的“指挥棒”亦步亦趋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根本上说，是“大纲”决定了考试的设计，但也正是统一大纲将英语教育直接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程慕胜教授说：“大纲要求大学新生入学时的英语词汇量为１８００个。我曾经问过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师大附中的老师，中学６年英语究竟用了多少学时，答案是９００多个学时。如果按照１８００个单词的量来要求，就是平均１个学时学２个单词。这些单词还包括Ｉ，ｙｏｕ，ｓｈｅ，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这些都算单词。一个学时学Ｉ，ｙｏｕ；一个学时学ｓｈｅ，ｈｅ，这是怎么回事？进了大学则要求两年之内学２４００个单词，平均一个学时学９个单词，这９个单词还不是那样简单的单词，这个台阶怎么上，确实很困难。如果大学一个学时能学９个单词，为什么中学不能？如果中学不能，为什么大学又一下子要求这么多？我感觉，中学生的记忆力总地来说比大学生要好，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很难理解。”

程教授认为，如果只是停留在最低的水平上，比如“吃饭了没有”，“到哪里去”……２０００个单词当然够了，但是如果在此基础上要有进一步提高，表达稍微复杂的意思，看稍微多一点的英文书刊，２０００个单词就远远不够了。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多年的英语学习，在大学的英语角，我们仍然只能说出那几句可怜的“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然后谈论天气和家庭成员，在涉及到专业的时候就只能张口结舌了，最后是尴尬的沉默。

“作为学校，在这些大的方面我们无力做出什么改变，我们的老师也只能是在一些小的方面进行探索。”苏兰副校长说，“我还在八中时，见过一位老师上课很活泼，讲西红柿拿西红柿，讲苹果拿苹果，谁答对了问题就把苹果奖给谁。我现在所在的学校，英语开展小班课教学时也是如此。在义务教育阶段，本来要求词汇量是１２００个，但是在三年英语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求小班的词汇量是２０００个～２５００个。做一些小品课，模拟拍卖，等等，学生的积极性就能比较好地调动起来。我们还根据教师特点加了一些教材，比如初一是《剑桥英语》，初二是《新概念领先英语》，等等，这样小班教学的学生英语水平就比较高。但想做根本的改变就很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年轻老师上课很受欢迎，能力也很强，甚至接待外宾都没问题，但高考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老教师把关。虽然这些老教师自己也不一定能张嘴说，但是会抓句型语法，这样能使高考的分数很高。”

学校不能改变考试，而且事实上，除了考试，似乎也找不到一种更好的衡量标准。所以更切实际的做法是完善考试自身。“但是现在我们奉行的仍然是一套落后的考试方法。……我的观点是取消英语考试选择题！”也许，孙教授的观点过于激进，但是，现行的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种种弊端，的确冲击着正常的英语教学（见本报第６、７期对考试的讨论）。对取消选择题的观点，许多人会认为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增加主观题的分量，改变现在选择题“钻牛角尖”的倾向，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师资：永远的难题？

“我现在仍然记得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英文很好，上过七、八年神学院，可以用英文写剧本，教我们汉语，古文相当好，白话文不用说了，法语也相当好。英语由外籍教师授课。”赵静鹏教授回忆到。

对于现在的中学教师来说，这样的教师简直就是神话。尽管双语教学在许多学校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名词，北京市有的区甚至规定所有的学校教师英语口语必须过级，在课堂上尽量用双语授课，但师资力量的匮乏仍然是阻碍中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原因。一旦涉及到英语教学的改革，首先要面临的几个实际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师资？搞双语教学，哪里去找能用英语讲课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强调听说，学校能配备多少语音实验室？用原文教材授课，有多少老师能完全理解教材？

“这里确实有一个经济实力和教师水平的问题，不是空喊几句就能实现的。像我们学校搞小班教学，效果的确不错，但是只能面向部分学生。因为原本是４０多个孩子一个班，小班只有２０多个孩子，给小班上课的老师还得发同样的工资，这实际上就是花了双倍的钱。所以学校不可能在全校都开展这样的小班英语教学。”苏兰副校长介绍到。

北京的学校尚且被这样的难题困扰，偏远地区的英语师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在英语教育改革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不平等？对于很多缺乏师资的地区和学校，仅仅提出更高的要求就能使它们达到更高的水平吗？ 根据网上的一则消息，最近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琳教授在南京透露了新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求高中毕业时学生要达到相当于现在大学非英语专业的四、六级水平。同时在中小学教师网（Ｋ１２网站）的论坛上，有的老师却指责这不过是“双语教育热炒下的新标准”，“这种脱离正常外语教学实际和中国教育地区差异的现实的标准，必然会让双语教育之风在社会上盛行，那么双语教育就会在现有一些实验学校的基础上扩散到全国，其影响绝非有些人空口白牙说的那么简单。”

双语教学是否应当普及，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现实来看，老师们对双语教学有抵触情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师资不够（当然也不乏师资雄厚的学校，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毕竟是少数），这是否是英语教育改革永远无法跨越的障碍？

孙教授的看法可能要乐观一些：“英语学习需要环境。读写环境、听说环境，这些环境的创造不一定非得要多么雄厚的资金。比如像这种英语学习机（孙教授拿出了随身带来的一个手掌大小的ｅ科数码口语机），用芯片，不用磁带，也不用电池，可以复读，带读，可以把课内外的内容都放进去。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靠批量装备语言实验室来提高中国学生的听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由生产该学习机的公司赞助中学安装调频台，让学生用这样的语言学习机，就等于将语言实验室带在身上，有一位‘小老外’陪在身边。一个穷学校，也可以这样搞。不需要多少投资，但是效率很高。”

事实上，从解放前的英语课程标准来看，那时对初中和高中学生应掌握的英语词汇量的要求远远高于现在的标准，这可以从后面表格里的数据看出。

这为我们的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能：也许良好的英语环境并不是像有的老师或者教育部门领导想象的那样，必须要靠雄厚的师资才能支撑，可以有一些解决的办法（见本报第６期），关键是要有这样的意识。

“翻烧饼”和“一刀切”：

透视英语教育的背后

考试带来的弊端和师资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只是问题的表面，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外语教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环境。解放前如果说培养了一批英语能力比较强的师资的话——这些师资从大学到中学，甚至到小学，都是现在没有办法比的——解放后因为要求学校教俄语，这部分人丢掉了英语，改学俄语；后来日本与我国建交，又兴起一阵日语热。这样翻来覆去，到文化大革命，又回到零起点，要求扫盲，提出外语５０个小时或８０个小时拿到手。我们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学英语的。”赵静鹏教授说。

现在改革开放了，又加入了ＷＴＯ，要求必须学习英语了，但我们的英语学习环境是在“翻烧饼”似的政策影响下形成的。政策可以说变就变，但是，政策带来的影响却一二十年也无法消除。我国英语师资的现状，不能不说是这种“翻烧饼”政策的后遗症。强大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当然不可能是短短几年英语热就能实现的。

更何况，在当前的英语热中，还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氛围。“我觉得现在的一些教育是违反语言教学规律的，这是本质性的问题。过于迷信教学方法，就是说如果方法好的话，师资可以低一点，学时可以少一点，可能吗？我问过一些虽然不是大师，但也相当于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北大的许渊冲教授，用英语从诗经开始把古诗都翻译成了英文，他的法语水平也不亚于英语。我问他英文怎么学的，他说就是中学的底子。我问他中学怎么学的，他说很死，就是背多少篇文章，默写多少篇文章，然后就变成自己的了。很原始的办法，但是却绕不过去。我们现在老是想绕过这个东西。”赵静鹏教授认为。浮躁的学习带来的是不稳固的基础。虽然经过某种考试（同时，考试本身也偏离了基础的方向），学生被贴上了合格的标签，但是基础的薄弱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立刻就会显露出来。“一些学生，包括少数英语专业的学生，到大三了，仍然不知道‘Ｃｈｉｎａ中国’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句子第一个字母要大写，这种情况不正常。一些最常用的、最基础的英语现象早在中学就应该解决了，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做大量的偏题。”程慕胜教授谈到。

“翻烧饼”带来的是缺乏根基的某种“热潮”，而在“翻烧饼”的同时还要“一刀切”，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现在中学评高级教师也要考外语。一位３５岁以上的中学政治教师，水平很高，课也很受学生欢迎，获一级职称也有多年了，该评高级了，但是英语就使得这样一些老师望而却步。一个教政治的老师，跟英语关系不是很大，我们也不是要让他／她进行双语教学，但就是‘一刀切’，‘切’得就这么厉害。”苏兰副校长说。

“以前，有的国学大师考数学得０分，但还是让他上了清华，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因为英语被挡在大学校门外的学生有多少呢？这些学生当中有很多在某方面有特殊的才华，但是因为英语或者其他考试过不了关，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整个人才选拔制度的问题了。”孙复初教授说。

“一刀切”反映的正是整个人才选拔制度上的问题。如果高考不是作为进入高校的惟一标准，考试就不可能作为“指挥棒”在中学的教育中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附加在高考上的一些非教育因素也会自然消失。英语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强化其地位的，于是作为必考科目出现在高考中。但是，英语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这么重要呢？一位老师在Ｋ１２网站中说：如果英语真的那么重要，那就让市场来说话，不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翻烧饼’，一‘翻’就影响十几二十年，影响整个一代人；‘一刀切’，‘切’下来就整整一大片，几十万上百万人。”孙复初教授说。我们的英语教育至今仍然是操纵在政府决策者的手中，真正进行英语教学的老师和学校在英语教育上究竟有多少自主权和发言权？从根本上说，英语教育当中的种种问题，不论是考试带来的弊端也好，还是师资造成的阻碍也好，都凸现了“官本位”的教育与现实教学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说，英语教育中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它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更多的问题，涉及更广的领域。说到底，这并不仅仅是考卷中主观题多还是选择题多，教师评职称是不是要求英语过关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教育体制。

从３月６日至今，我们对英语教育问题的系列报道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关于它的讨论是不会过时的。当然，光靠讨论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形成某种共识对于解决问题仍然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的行列中来，让我们的英语教育，能够迎来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