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他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所带班级的高考平均成绩一直在本市名列前茅，而他多年来不断充实完善的１５０万字的自编教材马上就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而一位与他共事的老教师却在校长面前老泪纵横地对他这样评价：“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更不能让他送高考。”
那么这位普通的语文教师——王泽钊究竟做了些什么，引来了人们对他的种种争议？
５月底，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教师，并专程赴青岛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
“我没受模式化教学的毒害”
初见王泽钊，记者还以为是一位教美术或音乐的老师：络腮胡子，暗红的上衣，一头蓬松的乱发在风中飞扬。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
“我１９５８年出生，１９７５年高中毕业，可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在‘文革’中我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这反而是好事——没受模式化教学的毒害。很多人都说我身上有叛逆性格。”
据王泽钊的学生讲，他开始上课时学生不用起立。第一次上课，班长一声“起立”，全班学生站起来，他受宠若惊，赶快说：“不用，不用，快坐下，快坐下。”他认为尊重并不体现在形式上。
王泽钊崇尚个性张扬，主张让学生解放思想，自己考虑问题，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不要千人一面。“他的教学处处体现出现代社会对学生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知识和勇气，还需要信心。”他的学生，现在慕尼黑大学读书的侯晓红认为。
这正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统编教材的使用意见上。
他认为高考基本上是考能力的，并且很注重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教育问题、人口问题、人浮于事、文以载道等。而上面发下来的语文课本，没几篇有语文价值的文章，更谈不上人文素养了。不仅与高考严重脱节，有的则干脆在说谎。比如《荔枝蜜》的结尾说：“多可爱的小生灵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美的生活。”他对此大有疑问：“小蜜蜂是在为人类酿蜜吗？你去取他的蜜试试！”
“再说，文学本身可以启迪人的思维和创造，可现行的教学方式并不适应这一切。”他举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小学语文课中“雪化了是什么？”一题，有学生答“雪化了是春天”，被判０分，因为“雪化了是水”才是标准答案。“就这样，一个诗人被扼杀了，一个蠢材培养出来了。”王泽钊慨叹道。
语文教学参考书中的标准答案，使很多教师离开了教参就教不了课、考不了试，但同时却害苦了学生。一些有远见的老师努力地想从这个怪圈往外跳，但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自编教材。而王泽钊从指出教材缺点，补充教参中未提到的课文的优缺点，发展到开始自编语文教材。“高考命题者都说，统编教材不是命题的依据，语文课本只是语文教学的范例，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更好的范例呢？”
“我不能改变别人，但我能改变自己！”他这样对记者说。
“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王泽钊自编教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时，学校办学条件非常差，语文组惟一的一套铁笔、钢板常常被我厚着脸皮霸占着。”一发现短而精的好文章，他就赶快找来蜡纸（当时蜡纸的使用也是受限制的，要审批），等同事下班后连夜刻版。就这样，几年下来，便有了厚厚的一摞资料。
进入９０年代，学校配备了胶印机，情况有所好转——只要剪贴一下，便可去胶印，只是苦于要审批。有人认为，印多如牛毛的复习资料有必要，所以再多也很容易通过，而他要印的精选的优秀文学作品，却不太容易通过，尽管他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市里领先。
领导曾问过他：“人家都用上边发的教材，你为什么不用？”
“是啊，我为什么不用？因为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需要高品位的文章，需要有情趣的文章。” 王泽钊坚持着自己做法。
他往往在开学三周内，就基本上把所发教材的内容有选择地讲完，余下所有的时间都讲自己辛辛苦苦为学生精选出来的文章。“千万别小看学生的阅读水平。”新课本发下来以后，学生一晚上就已经读得差不多了，“我们却用半年的时间在讲这二十多课”。所以王泽钊把补充教材的分量提高到统编课本内容的几倍，在每篇文章后加点有知识性、可读性的幽默的东西，并为学生提供了自己查找出来的详细注解。“这样学生接触的知识量就会大得多！”
积十多年的搜集、讲授之功，王泽钊自编的教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例，以他即将出版的高中教材为例，每篇课文的结构，都包括了作品、注解、作者与作品、问题与思考、课后一得、换换脑筋等六部分。
在挑选入编作品的时候，王泽钊着重考虑了两方面：语言形式美与文学性。例如，选择了相当数量的具有韵律美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及运用写实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新创作手法的现当代作品，而且特别注重其内在的人文素养与人文关怀，“因为文学就是人学”。
考虑到中学生的认知能力特别强这一因素，他努力扩大教材涵盖的知识面，并且试图使这一知识面向课本之外延伸。这主要体现在“作者与作品”及“注解”两部分：这两部分既有比较详尽的文学信息，也有一些简洁的小书目，使学生在学了课文之后，还可以去寻找课外的相关书籍阅读。这样，教材便具有了开放性。
课后的“问题与思考”也设计得尽量简洁，多是答案不惟一的思考性题目，能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再人云亦云。根据需要，也适当地介绍了一些文学知识，以增进学生对文学的了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专门设计了“课后一得”栏目，供学生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每节课的最后还设计了“换换脑筋”栏目：或幽默，或讽刺，或启发……总之，一切以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语言的兴趣为目的。
“这套教材是我积淀了十几年的成果，它的打印稿在４所省重点中学使用过，学生的高考成绩一直是位居前茅！”王泽钊老师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应该恢复孩子的想像力”
教材既然是自编的，在上课的形式上就有了很大的自由。多年来，王泽钊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摸索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课型。
“表演课是为了防止学生在作文中说假话而设计的。”他举例：一次作文课上，他先让学生模仿不同的人物表演“坐下”这个动作，有的学生模仿盲人，向上反睁着眼睛，摸索着从教室外进来；有的学生模仿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扶稳了椅子，再慢慢地坐下；有的模仿十几岁的小追星族，歪戴着帽子，蹦跳着进来，把椅子背朝前坐下。“学生都表现得特有创造力。”紧接着再让学生用文字记下观察的结果，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察者，其文笔自然是异乎寻常地形象生动。
他从不强迫学生完成作文。他以前的学生，考上海洋大学的宋立昆说：“他布置的作文我们可写可不写，开始时很多同学都不写，他就让写的同学读自己的作文，然后分析其优缺点，并教授思考的方法，大家觉得受益匪浅。以后同学们都争着在课堂上拿出自己的作文让老师评判。”
在辩论课上，学生要面对诸如“国家要不要发展男子足球”、“酒香怕不怕巷子深”等题目，任选正反方的观点，在班内进行分组辩论。这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收集相关资料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和想像能力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我们应该恢复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王泽钊在这里用了“恢复”一词，他认为，并不是孩子不具备这些能力，而是我们死板的教学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把孩子与生俱来的丰富的想像力给扼杀了。
在考试方式上，王泽钊与别的老师也不一样。尤其是答案，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行。据他的一位学生说，他出卷子非常用心，要用一两周的时间，而试卷本身也被学生当做很好的学习材料。等他的学生被分到其他班级以后，再做那些所谓“基础知识”的测验时，已很不耐烦了，只能偷偷地找他补课。
“那次王老师生病，换了一位老师代课，把学生都上跑了。……因为王老师已经教给了我们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不需要这么讲课了。”他的一位学生这样谈道。即便代课老师非常认真，但那种教学方式也已经让学生无法接受了。
另据留学加拿大的王林芳同学回忆，他在周六补课期间给学生大讲音乐流派、乐理知识，放优美的“梁祝”协奏曲给学生听，让学生闭上眼睛来理解音乐所表现出来的主题。“他从不认为学习时间长就可以把知识学好。”
“学生喜欢读书，语文考不坏”
在记者采访中，王泽钊教过的学生都一致认为，他的课首先给你一种惊奇：“语文课竟然能这样上！”他的课就像聊天，东拉西扯，挺轻松的。开始也有学生担心他在“误人子弟”，但渐渐地学生就能感到学了不少东西。
一次他到某班去代课，刚走进去，学生们愣了，以为他走错了教室，当知道他是来代课时，立刻欢声雷动，一节课有三次被掌声、笑声打断。
正是在王泽钊的熏陶下，很多学生开始喜欢读课外书了，而在这之前，不少人只知道死读课本。学生开始崇拜有知识、有文学修养的人，并自觉地读书。每到周末，书店里都是王老师的学生在读书、买书。“学生喜欢读书，语文考不坏！”王泽钊肯定地说。
两次参加高考的陈旭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拿到卷子心里“咯噔”一下，特别吃惊：高考试卷中随处可见非常熟悉的生活里的场景，然而自己正儿八经地学了三年的知识，对此却无从下笔。
“第二年跟王老师复读，再进考场，发现王老师教的东西正与所考内容相吻合，而且在社会上也非常实用，高考试卷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日常训练过的，成绩自不用说：顺利进入了天津美院。”
“他活得特别真实”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支持王泽钊。
在一次家长会上，他给家长讲，学语文要多读点经典名著，讲完刚出门，就听一位家长在喊：“不听他的，为高考而学，要分数！”
一位家长则直接打电话给校长：“从未见过这样的老师，不重视课本！”
刚开始时学生也并不喜欢他：“你上课总是神侃，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一名学生就曾在课堂上气愤地质问他：“老师，高考考什么，你就讲什么，你讲讲高考的东西吧。”甚至有学生写“匿名信”向校长反映他“不负责任”。但学生最后还是接纳了他，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人文素质和敬业精神非常能感染人。
侯晓红告诉记者，不论学生的贫富、相貌与成绩，王老师都能与学生交朋友。经常是不到上课时间，他就跑到教室与同学们随便聊天，可以随意提问题，和语文没有关系也可以。看起来，这是在漫不经心地“拉家常”，而实际上贯穿了他的教学思想——这是让学生放松，创造一个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拉家常”似的教学中，向学生展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而且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讲课，可以任意反驳他，大胆的男生会站起来与他争论，有时候全班“抢白”他。有一次，他把作家卡夫卡的国籍说错了，一位学生站起来指出他的错误。双方争执不下。第二天，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昨晚回家查了查，是我弄错了。”并且还向那位学生认错。“他活得特别真实”，实际上是在教学生做人。
王泽钊的课虽然听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需要在课下花工夫。因为许多知识他并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给你一个纲目，让你自己去查，什么都是点到为止，大部分工作都要自己去做。“他讲的规律性的东西很多，好多用法是让学生自己去举一反三，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如果再有惰性可就跟不上了。”王泽钊当年的一位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没有复习、提高的参考。
教师的个性，谁来保护？
王泽钊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家长——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认为：他不以高考为直接目的，但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理、寓教于情的语文教学，实现了语文教育应达到而未达到的提升素质的“完人教育”目的，而客观上学生又取得了骄人的高考成绩，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正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而合目的”美学最高境界。
但他做人毫不掩饰，做事我行我素，有极强的叛逆性，加上又不注意与其他老师进行感情沟通和思想交流，只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这使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不是很成功。一位曾经支持他改革的校领导认为：“虽然学生的反馈和我们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他教学观念新，思想超前，工作能力也很强，是个不可多见的好老师，但他极具个性的做法，又确实给我们的常规教学管理带来了被动。”
一位资深记者则认为：我们要求学生要不拘一格，要张扬自己的个性，可当这个社会遇到真正张扬自己个性的人，当我们希望学生做到的被一些人实现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对待的呢？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和做法，才是当前教学改革的最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