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暑假，重庆信息技术专修学校（以下简称信息学校）在重庆市内各中学发放招生广告，称学生毕业后如达不到高考录取分数线，以考分高低按比例退还费用，其诱人的承诺使得众多学生趋之若鹜。同年8月30日，该学校与数十名学生签订了承诺性普通高中教学合同约定：信息学校负责学生普通高中三年的学习，学习期满、高考成绩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即认定信息学校完成了教学义务，信息学校不退还任何费用；高考成绩达不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信息学校给予优惠在本校读大专；不愿在信息学校读大专的，信息学校按比例一次性退还费用；……信息学校还承诺从开学的第二学期起，每学期提取存款5万元交公证处专项保管，以此保障退费等问题。重庆市巴南区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
合同签订后，有72人进入信息学校读高中。1998年8月和1999年8月，信息学校两次迁址，最初入校的学生则三三两两地转学，到高三时只剩下49名；1999年12月，信息学校因自身原因停办，未完成约定的三年教学义务。信息学校也并未按约定提存款交公证处保管。
2000年1月，信息学校向重庆市巴南区教委申请将普通高中学生转入重庆39中，并与39中签订了委托协议，但39中很快发现信息学校和学生签订过承诺性合同的事实，不接收学生。随后，信息学校经巴南区教委同意，将学生整体转入重庆34中就读最后一学期，并报重庆市教委将学籍从信息学校整体转入34中。
2000年从信息学校转入34中的39名2000级普通高中学生参加了7月份的高考，有34人未上高考分数线，他们要求信息学校兑现合同中的约定，但遭到拒绝。19名学生家长（后有1人撤诉）因而将信息学校及相关责任人告上法庭。这起官司的被告多达6名：信息学校，投资开办信息学校的重庆三峡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中心”股东姚建崇、徐兰英、姚志成，重庆市巴南区公证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因1997年8月经信息学校申请，同意作为信息学校主管单位（未参与经营管理与投资，只是挂名），而成为案件第三人。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4日受理了此案，由于原告众多，合议庭采取了合并审理、分别判决的方式。2002年5月15日、5月31日先后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签订教学合同等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争论焦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学时合同是否终止，被告信息学校称学生自己转学至34中就读，为此，原告与信息学校已终止了合同；二是高考分数线应该以何为准，原告学生认为应当以首次公布的一般本科录取分数线为标准，而被告信息学校称应当以补录最低分为准。
被告之一的重庆市巴南区公证处在法庭上辩称，公证行为属行政行为，公证处并非合同权利义务人，学生与信息学校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公证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为此，不同意承担民事责任。
6月18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重庆信息技术专修学校向原告18名学生分别退还助学费、学费9200元、7100元、5000元，总额超过9.8万元；如到期不能履行此退费义务，则由被告重庆三峡技术咨询服务中心，被告姚建崇、被告徐兰英，第三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被告信息学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