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高校登山社团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但攀登8000米的山峰或是攀登处女峰这些目标从来就不是学生登山社团的任务，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意志的锻炼一直是首要任务。以现在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李致新为例，他大学三年级开始登山，以后5年的登山活动中，他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山峰的记录，但他不仅进了国家队，而且还在26岁时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原因就是，高山适应、在关键时刻放弃登顶投入救援等等训练和考验在历次登山中完成了，选拔登山人才不是以高度为标准的。
曾先生说，从客观条件来看，学生团体的特点决定了目标不可能定太高，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固定队员，学生年年都有新的，越攀越高是没有经验作基础的，而登山中，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与此同时，一位媒体研究专家指出，不少介绍北大山鹰社的报道和资料中，往往都要以这个内容为开篇：成立以来攀登上12座雪山，而8000米的高度更是一个最为耀眼的标记。每个学生登山队都碰上过这样的尴尬，向媒体介绍他们的社团活动时，会有这样的建议：什么时候登8000米的山再说。媒体的这种关注扭曲了登山的根本意义，而这种关注也给学生登山带来了不该有的负担，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带给学生登山活动一份沉重的负担，使得这个完全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变得沉重起来。
这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还指出，不仅媒体重视所谓高度，赞助商也更为看重。2000年，如果登山爱好者阎庚华攀登的不是珠穆朗玛峰而是一座6000米的山峰，他是很难得到资助的，但为了对得起这个赞助，他要超越自己的极限，作最大的挑战。
北京某广告公司一位经理认为，商业运作对于学生登山的渗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学生登山运动的发展，帮助更多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也扭曲了学生登山甚至登山运动的根本意义，高度与难度，这些历来被登山运动排斥的竞技体育概念不自觉地进来了。
同时，在网络讨论中还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些社会团体对学生登山赋予“光荣”、“使命”、“争光”、“榜样”、“模范”、“精神”等等，也无形中增加了学生们的思想压力。
一位网友在网络上称，在商业的运作、社会的榜样、媒体的追捧下，一个本来是以兴趣为纽带，自发的学生行动变成了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举动。于是，登山的本来目的出现了异化倾向。山鹰稚嫩的翅膀变得越来越沉重，而他们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