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中间流传一些所谓“朴素的思想”，比如有工人告诉我五六十年代虽然穷，那时的社会风气却比现在正，干部没有贪污腐化的。依这些人的看法，重提道德似乎应当借鉴这一段过去。自然，还有不少人的理解是，重建道德就要恢复传统道德的名誉和地位。可见如何重建、重建什么样的道德，需要反复讨论。
近年来不断有经济学者关注道德问题，如茅于轼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等著作都涉及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以经济学的眼光考察道德，终于有人公开宣布利己也可以是道德的。遗憾的是，他们和很多人一样在“道德滑坡”的话语氛围中提出道德重建，道德激情仍或多或少妨碍他们对制度变迁和道德变迁的有益思考，其社会反响和结果未必符合其初衷和愿望。
跟街头田间的普通人一样，对当今社会的道德状况我没什么好高兴的，但我极度怀疑眼下流行的“道德滑坡”“道德沦丧”说法。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我们曾经有一个道德良好的黄金时代———有人指的是唐宋，有人指的是五六十年代。如果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计分，可以通过各类个别行为的道德分数求和来描述，我不知道古代的耕者饥织者寒、包办婚姻、衙门八字、宫廷阴谋，二三十年前笼罩中国的谎言、对人的愚弄歧视剥夺打倒、集体性的懒惰、压抑，与当今社会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种种相比，哪个道德分数更高。
关于道德，为避免把问题复杂化，让我们引用一个故事：天使领着一个刚升天的人四处转转，他们走过一个房间，看到里面很多人手持长柄的勺子围着一口大汤锅，抢着从锅里捞东西，但是柄太长，勺子里的汤送不到自个嘴里，他们挤得一塌糊涂却谁也喝不上汤。天使告诉那人：“这是地狱。”又走过一个房间，里头也有一群拿着长勺的人，他们排队从从容容地舀出汤，用长勺互相喂食，一片幸福安详。“这是天堂。”天使说。
这个故事正好可用来比拟讨论道德问题的各个方面。拿当今社会的道德现状来说，与其说是道德的滑坡或沦丧，不如说是旧道德的缺陷在现实中的大暴露，或者说是现实的深层矛盾在道德领域的折射。茅于轼、张曙光等经济学者提到，当前的道德诉求是市场经济平等交换、互利合作的理性要求，就是说，因为锅大了，勺子长了，分工细了，我们只有自觉合作才能吃饱吃好。但中国传统是，大锅里的东西全归一人支配，做官的用大碗领赏然后命令小民喂他吃，小民则用小碗盛残羹使小勺蹲在角落吃———这里没有平等、互利，利人利公和利己往往对立。
何清涟和茅于轼都从法制在现实中的不足联系论证道德的重要，茅说“道德比法律重要10倍”，何认为既然当前问题是有法不依，“中国改革的深化，现在已不是诉诸法律和法规性文件的问题”，“如何在国民中，尤其是政府公务员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至少和经济改革、建章立制同等重要”。我不明白，法律得不到执行只能说明彻底完善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如何转移话题谈起了道德，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公务员最不缺少的就是“道德教育”。
我同意经济学家说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而且它是一种期货。依靠道德改良社会有极高的风险成本，强调精神控制的社会都有这个特征。在漫长的光阴和多变的人性中，谁来保证道德的信用？在没有上帝的人间，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