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两年前发起的语文教学大讨论是件挺好的事。因为语文教学界内部早就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对自身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并且开始改革了，配合着社会的力量加快改革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可谁知讨论着讨论着，味道变了，各类脏水一起向语文教学泼过来了。什么“祸国殃民”，什么“误尽苍生”，再来个“杞人忧师”，更危言耸听“师德滑坡”，语文教学界成了过街老鼠，语文教育真是一团糟。
既然有批评，就该有反批评。许多语文教师针对语文教学的性质、教材的编写、考试的作用提出应答文章，发表在自己的专业理论刊物上。可“文人们”不看，仍是自说自话，称之为“至今也未见被抨击一方有什么驳论文章问世”，自以为“想必击中了要害”。（毛翰语，《杂文报》1999年10月26日）也难怪他们，一般报刊很难给教师们建立“话语霸权”的机会，他们也根本不看专业教学文章，自然可以由着性子行使“批评的权力”，别人都被“击中了要害”。 也别说，真有人看了。王岱先生看了《中学语文教学》以后，根本不管语文教师们怎么说理，却瞪着眼睛找到了别人的小瓣子——刘国正、顾德希等语文教育专家所说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有些人就是要全盘西化”等言论以后，立时以被人冤枉拿了卢布的鲁迅自居，给人扣上一顶“话语霸权”的帽子。（〈〈南方周末〉〉1999年11月5日）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王岱先生还拿自己母亲初中毕业写文章比文科大学生强做例子，证明语文教育的失败；又拿美国人批评教育的猛烈，证明语文教育界的封闭与保守。
王岱先生忘了，他举的例子有多少普遍意义。时过境迁，我们可以举出多少老先生学养深厚，可有谁统计过那时有多少文盲？我们可以拿那时文章写得好的人和现在的语文不好的大学生对比，可现在语文功底好的人比那时究竟少多少？我知道过去有大文豪，但也有孔乙己。
现在的学生语文水平是低，但母语教育是个世界性难题，几十年前就解决得比现在好吗？即使现在真比以前差，又有多少责任能算到语文教育界的头上？正如中国人没有得过诺贝尔奖，有人打板子到教育界头上，这是教育界承担得起的吗？
不去探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研究我们将如何改进，人家只在自己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一点“过激言论”，就给人扣上“话语霸权”的帽子，就极尽挖苦之能事，暗指人家的权威是写论文评职称得来的，这不是“话语霸权”又是什么？大概不是为了出风头、赚稿费吧？
王先生还拿美国教育的自我批判说事，可如果王先生从二十年前教育报刊读起，除了他读的那几句“霸权言论”外，全是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争论和探索，根本没有“棒子”，更没有“话语霸权”。
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批评语文教学更是容易，因为语文谁都“懂”，教师无权无势更不会报复。但重要的是建设，拿出一些办法来，不要摆“学者”、“权威”、“精英”的架子。可讨论了两年多，看到的多是“我感到生命的窒息”之类的清谈。
当然，也有毛翰先生的重列新诗篇目，我们欢迎；也有“高考只考一篇作文”的论调，我们不同意，但可以探讨。其他呢？
中国教师一直在默默地耗尽自己的心血，他们根本建立不起“话语霸权，他们在忍受着清贫、辛苦还有新加上的误解进行着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教育，饶了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