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认为，为了准备21世纪全球社会的来临需有三要素，而第一个要素就是教育。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21世纪，大学在整个教育中必然是重要的，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在一定意义上，大学发展之所以是国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大学不止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的来源，也是产生知识的最主要的地方。据统计，诺贝尔奖成果中有70%是在一流大学做出来的，世界上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也有70%是在一流大学做出来的。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来说，我只想说，如果中国人的地区没有50到100所一流大学，那么，这个说法仅仅是良好愿望的一种自我陶醉。
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大学是任何社会中最前沿的组织体之一，因为大学是先天最具世界性的。我想指出的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特别是美国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散。别的不说，现在大学的领域中，我们发现第三世界及亚太新兴的工业国家中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学攻读。这一现象显示了全球化过程中学术文化上不平衡的倾斜。这一倾斜更强烈说明了欧美的优势，也说明了非西方国家的“西化”倾向。当然，这些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往往成为日后本国现代化的动力。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例子。他说过：“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的输出。”
资讯科技的发展在21世纪将对大学产生新的挑战与影响。事实上，它已迅速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大学发展的历史已证明，大学是不容易改变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学门外发生的。近80年前，爱迪生认为电影将“注定将我们的教育制度革命化”，1957年福特基金会报告预见说，电视是“自活版印刷术出现后为教育发展提供的最大机会”。这些预言后来证明都是绝对夸大了。今天也有人认为资讯科技将使我们熟悉的大学制度寿终正寝。我敢肯定地说，这样的预言必然被证明是夸大的。不过，资讯科技对大学制度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传统教学的性质，在根本层次上甚至会影响到知识的性格，诸如什么才算是知识，知识是如何产生，人在知识产生的过程中是如何参与的，知识又当如何评估？资讯科技对于大学的“功用”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也即它对大学的教学、研究与服务诸方面的功能都有增加扩大其效率与效能的机会，因此没有一个大学可以有不利用这些新科技的理由。可是近年设立的大学，如1990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设立的Mirus大学或美国西部设立的Magellan大学，全面走上虚拟教学的数码大学之路，则与我们现有的大学大为不同，它们是没有校园的大学，是没有“学人社会”的大学。
无论如何，21世纪的大学系统将比20世纪更为多元化，大学的功能将更为区分化，大学的素质将更层级化，而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也将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