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学到一定程度去“创业”，“创业”完了再学习，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办法，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从未尝试这么做呢？

　　劳凯声：这是由我国高等院校发展的历史沿革造成的。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高等院校长期通过计划手段管理和运行，高等院校对学生的管理主要通过学年制进行。也就是说，一个学生要连续地、在规定年限里接受高等教育，然后才能取得国家认可的文凭。如果是本科，就要在四年或五年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学业，学校在课程的安排上也是连续的，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不允许工读交替的形式：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打工；也不允许兼读制：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本科四年（五年）是以脱产的形式安排学业的。

　　这种形式是由计划体制决定的。我国长期以来通过计划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总体的控制，对高校来说，从它的规模、专业设置到人才培养的规格都要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整。如果允许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必然就会破坏四年（五年）的计划。国家对高校的投入也是按计划进行的，比如每年招1500个学生，每年的培养经费就会按人均数拨过来，如果今年有800个学生去打工了，那么这个计划就完全被破坏了。

　　“文革”后，我国试图在原有的学制上进行突破，引入以美国为典型的“学分制”。“学分制”对学生的在读年限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是对在校修习课程所积累的学分有规定，只要修够学分就行了，至于你花了多少时间，美国高校一般不做规定。

　　记：虽说引进了“学分制”，但我们感觉似乎不明显……

　　劳：中国与美国的高校有很大差异，最突出表现在中国的高校是以一个“小社会”存在的。除了进行培养人才的活动之外，它还包办了学生住宿、吃饭等问题，这就导致中国很难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完全“学分制”。

　　我们按一个学生在校住宿四年（五年）为一个周期制定计划，如果他完不成学业，那就意味着他还要占一个床位，就会影响学校的整个计划的运行。

　　在美国，学生公寓非常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住学生公寓，也要付钱。学生有多种选择，可以住公寓，也可以在外面租房子，自己解决食宿问题。这个问题一但解决，学校不管你花多长时间，只要把学分修够，就授予你学位。

　　我们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学年制”加“学分制”，是个混合物。既规定学生在四年（五年）期间修完全部课程，同时又对这些课程的学分进行了总量规定，仍然是以“学年制”为主，想提前毕业是不行的。所以，“学分制”实际意义并不大。

　　记：住宿条件制约了新的教学模式，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劳：除此之外，还有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制约。我认为清华大学的做法很好，却很难推广。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实在太小了，去年是5．9％。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行标准，高等教育应达到“大众化”，达到30％。30％意味着一个国家想上大学的、有能力上大学的人都能上，美国这个数字是77％，日本是47％，其他很多国家都在30％以上。这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高考会这么残酷———它不是资格性而是筛选性的考试，是好中挑优，本来100个人里有30个人可以考上，但现在没有这么多大学，只能从30人里再挑出5．9人。

　　在这种“精英模式”下，只能更多地考虑高等教育的效率。既然100人里只有5．9人能上大学，就必然讲究效率，不能浪费学校的资源。因此要严格规定一个学生必须要在几年之内培养完送走，而提高效率就很难兼顾公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再加上高校还要包办学生的吃住，没有能力把后勤推向社会，使得改革步履维艰。

　　比如我校本科招生每年1500－2000人，而我们实际的培养能力是这个数的一倍，如果增加学生宿舍和后勤设备，我们立刻可以扩大教育规模，但现在却被这些最简单的条件制约了。

　　记：“铁板一块”的学制会有哪些弊端？

　　劳：我国高校的“学年制”滞后于国际上绝大多数院校，也不符合目前社会巨大变革的需要。

　　从现在来看，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已不可能按照过去的“一统式”计划进行。不同的人的素质有很大的区别，“学年制”实际上抹杀了这种区别，对人才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清华大学允许学生在某一时期停学办公司，保留学籍，在一定程度上给有这方面才能的人创造了机会。其实，即便学生不办公司，而是做其他工作，我认为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学习，就是合理的。

　　记：那您心目中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

　　劳：我们应当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和高校师生关系。过去“学高为师”，但现在的很多知识以一种“超文本”的形式存在，比如只要上网，就可以不断地获取新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知识的表现形态的转变，传统教师的作用、师生关系以及学校的职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学生在大学里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育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方法的训练。现代教育认为，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专门人才应具有以下四方面的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专业经验、态度体验，这些都不能在课堂上完全学到。除了课内学习，学生还应当到社会中获得亲身体验。

　　现在大学生的社会实习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局限性较大。清华大学给学生机会，让他们作自我判断、自我选择，与他人合作、竞，并从中得到成功与失败的体验，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大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因此，我设想的高等教育应当以完全“学分制”为特征、以工读交替或兼读的形式来实现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就个人而言，他可以终生接受这种教育。

　　记：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建立，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

　　劳：传统教育观念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先学习，后工作。因此学校就是为人的未来生活做准备。一但从学校毕业就意味着人生的学习阶段就结束了。而现代教育却提出对人的教育应当是终生的，认为现代社会变化这么大，知识的创新这么快，一个人不可能在校期间就掌握他一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因此他需要多次教育，甚至多次接受不同学科的教育。

　　如果高等教育成为终生教育，那么它给人和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原来高等教育只指向某一类人，现在就可能指向能达到标准的所有人，每个人就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现在的中学生如果上了职业高中，很可能就与大学无缘了，但如果是终生教育模式，那么他工作后还应有机会再考。一个本科生毕业了，可能他过了几年还想再读另一个专业，这应是他的自由。

　　我们的教育制度应创新成为一种可选择的教育制度，能给人的一生提供多次选择的机会。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现在高等院校普遍实行收费制，明年研究生也要收学费了，硕士生一年3000—4000元，博士生5000－6000元左右，再加上生活费、住宿费，支出相当高。如果能逐步实行工读交替制或兼读制，那么这一问题就好解决了，现在的贫困生问题也是如此。

　　如今学生上大学只靠父母和家庭，而新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并介入社会，也有利于高等教育良性发展。

　　记：推广这类制度很难吧？

　　劳：确实如此。它不仅仅是一个“学分制”的问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要对这种制度的保障，比如学生住宿社会化，就有赖于社会的关注；学生打工，也在于社会能否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

　　我们也正在进行成人教育、二次教育等，但我认为如果能在本科之内有所突破，对于培养人才是十分有意义的。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终究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还带有明显计划特征，清华大学在此基础上做了非常小的突破，能不能成功还很难说，但意义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