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
——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
武汉市搞基础教育的人聚到一起，爱互相打趣，对于武昌区，别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躺着不动都可以拿第一。”
这个“第一”，自然是指高考升学率。
闻者不免沾沾自喜。武昌是武汉的文化重镇，大学、中学、小学皆多名校，辉煌的时候，武昌区考上大学的学生占整个城区的1／3。
也偏偏有人从这里琢磨出另一个问题。
当过中学校长，现任武昌区委书记的杨向玲，在“普九”达标之后给区教委的同志算过一笔账：每年我们考走的也就是千把人，留下来几千人成了武昌的建设者，如果这批人素质不高，武昌难昌。
杨向玲的话很实在：武昌区既要为国家输送人才，也要为自己留下合格的普通劳动者。这是教育的责任。
全区上下统一了一个教育观念：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一名“优秀”学生成了罪犯，使武昌区的教育工作者警醒：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健全的人格
1993年，武昌区一所名校的一名女学生，在家中因一件小事，烦躁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外婆。
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给众多教育工作者上了一课：教育的悲哀不仅是“高分低能”，更在于“高分低人”。
一个人可以不很精明，可以不很能干，但不可以美丑不识，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教学生如何做人，是素质教育首要的任务。
1996年，《武昌区实施素质教育方案》出台，明确构建武昌的素质教育模式——以人的健全人格和发展个性为根本特征。
过重的学习压力可能会扭曲人格。被8所省市重点中学包围的粮道街中学，接收的是周围好学校“刷”下来的学生，一度被讥为“废品站”。
可粮道街中学的老师不这么看，他们告诉学生：“在人格上你们不比任何人差。”为了燃起学生心中的希望，学校不单纯以分数，而以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全面要求评价学生，将意志、兴趣、习惯、性格、生活、社交、控制能力等，纳入学生“成绩单”。
每学期，学校不仅评“三好学生”，还设立了8项不受学习成绩限制的奖项：热爱劳动的学生获“勤劳奖”，课外知识丰富的得“博览奖”，勇于拼搏的拿“开拓奖”，能超越现状的评“进步奖”。
从1990年实验至今，粮道街中学的“希望教育”蜚声全国，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教育流派之一。现在，武昌区很多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实施着这种“希望教育”。
人格是有时代性的。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感到，现代人格不排斥温和、老实等传统内涵，但更应培养学生的自主和开拓精神。
千家街小学有个“雏鹰生活学校”，昙华林小学有个“小主人学校”，学生自己竞选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职，一周一轮换。一两千人的学校，学生自己管教学、伙食、卫生，有板有眼，让老师们惊诧连连：“没想到孩子们这么能干”……
一名学生在公开课上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老师却从中感悟：创新思维难能可贵
1997年10月，裕大华子弟学校一堂对全武昌区展示的活动课上。
活动课的题目是《长城长》，从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开始。然后主讲老师请学生在黑板上画出听歌的感受。
一位同学画出了绵延的长城，学生莎莎在画一面国旗，然而她却一口气画了一大五小6颗五角星。
偌大的阶梯教室异常安静，等同学们的作品完成了，老师才问莎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你为什么把国旗画成了六颗星呢？”
“因为，香港回归了，我就觉得该加上一颗星。将来，还有澳门呢。”莎莎天真地回答。
课堂上，老师和蔼地纠正了莎莎的错误。但事后，学校形成一个共识：虽然莎莎同学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她表现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难能可贵。
受这件事启发，“裕大华”在制定各课程教学百分评价标准时，“学生有质疑，有创意”、“学生表现出主动性”占了16分。
对比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城市的教育方法，教育工作者们笃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武昌区明确提出：创新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去年，武昌区在实施上级下达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时，特别添加了“创新”一项。
“以发现求同，以发散求异”，区教委总结的这一创新教学法，在武昌区的教师中广为流传。省实验中学物理教师周庆林，在教学中摸索出一套“自诘导引法”，让学生通过不断的追问获取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创新。
武昌区在每一所小学都开设课程化的“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业余科技活动，并延续到一部分初中和高中。在最初级的“小制作”中，老师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给出样品让学生“依葫芦画瓢”，而是提出某些条件，让学生从一大堆备选材料中，创造出个性化的作品。
创新教育使一批少年英才脱颖而出。1996年，省实验中学学生蔡颖发明可方便、精确测定黄金等固体纯度的“蔡氏固体密度瓶”，获得美国IET基金会“逢荃奖”；同为该校的余微今年当选为中国少年科学院院士。1992年至今，武昌区学生科技发明创造获国际奖10次、国家级奖466人次。
一场激烈的争论后，一种认识在武昌教育界越来越清晰：素质教育的功夫在课堂上
实行素质教育的头几年，武昌区教委的领导几乎天天接到邀请——参观某校的“素质教育展示”。
去了之后，不是蹦蹦跳跳就是琴棋书画，领导皱眉头：这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在一次次的座谈、讨论中，许多老师直言：素质教育好是好，只是目前没有条件。如果武昌区单方面改弦易辙，吃了亏谁负责？一些老师提出折衷方案：文化课是“应试教育”，德、体、艺、劳是“素质教育”，搞双轨制。
1997年4月之后一年半的时间，武昌区开展素质教育大讨论，最终统一认识：真正的素质教育首先应该体现在课堂教学上。
小学有一门“思想品德”课，老师多说教。武昌实验小学认为，与其跟孩子讲道理，不如引导他们从生活中感悟做人的道理。
学校将“思品”课改为低年级的“生活指导课”、中年级的“交往礼仪”课和高年级的“国家与公民”。从“生活指导课”上，孩子们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交往礼仪”课中，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要尊重别人；学了“国家与公民”后，12岁左右的少年便有了报效祖国和社会责任的意识萌芽。
应试教育的课堂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武昌区教委在评估课堂教学质量时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是老师一讲到底的课视为“不合格”。去年，区教委明文规定：活动课上教师讲课的时间不得超过20％。
从1997年开始，武昌区137所中小学在11月都要将课堂向社会和家长开放一周，欢迎大人们听课，对老师的教学效果品头论足。区教委说，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素质教育的能量，应该想办法吸收到课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