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自由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是今天大学里没有的，就是它在课程设计上留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今日所谓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的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说明：“前人讲过的，外国人 讲过的，我自己过去讲过的都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讲课自由，自由讲课在大学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教授的工资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与他们的工资是有关系的。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许多实际待遇决定的，30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个规定，教授工资为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为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据清华大学档案）。 　　教授至上旧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旧大学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旧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地位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多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这个人就进入了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 　　（摘自《大学旧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