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毛桥村小学是一所普通的村办小学，７月底一个下午记者来到这里时，一大片疯长的杂草已逼到校门口，一群山羊正在安静地啃草，毒辣的太阳下，几个黝黑的孩子尖叫嬉闹着。

     坐在教学楼走廊里的校长韩传忠，则远没有孩子们那份心情。眼下，他最愁心的一件事是，教学楼楼顶漏水维修即将完工，４０００元工程款还“一分钱没着落”。

     按照政策，这笔钱应由区里或镇里的财政拨款，但现实是学校必须自筹资金。

     毛桥小学的窘境不止于此。去年以来，绝大多数教师欠发７个月工资，发了的每月也只有国家规定的６０％，对普通教师而言，这笔钱通常是３００元至４００元。村小学副校长杨俊月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今年又有一个孩子即将迈进大学校门。孩子的学费让他睡不着觉，现在，他正趁暑假在建筑工地上“提灰桶”，每天挣１０块钱。

     毛桥小学最大的一笔欠款是教学楼的工程款。１９９８年，在“普九”达标的压力下，毛桥村建起了这栋两层教学楼，总造价约５０万元，至今仍欠群众集资及工程款约３０万元。

     记者走进村小学的教室，只见一些课桌横七竖八，却不见椅子，校长韩传忠说：“椅子是学生自带的，放暑假都带回家了。”

     按照韩校长的说法，毛桥小学的状况还算好的，在插花镇乃至颍东区的村办小学中，它是“一流”的。

     连厕所都没有

     韩的说法得到了颍东区教委主任周峰山的证实。他说，在杨楼乡张岗小学，六个教室全部是危房，墙上裂缝大得拳头可塞进，只要刮风下雨，学生们就得放假。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生下课，不管男女“都往麦地里钻”。

     至于兴建教学楼欠款，则再也平常不过。由于工程款欠账太多，多所小学的教学楼成了“半截子工程”，还有一些小学的教学楼建成后，建筑商将楼占据了不愿交楼。

     步履维艰的现实，原因只是两个字：缺钱。

     周主任总结，经费紧缺导致基础教育中三个方面受到直接影响：

     一是拖欠教师工资。目前颍东区累计拖欠额高达５８６８万元。

     二是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后继乏力。全区中小学校舍中三类危房（必须拆除的房屋）已占到校园总面积的１８％而无钱维修重建。

     三是其他正常办学条件无法满足。不少学校连“一无两有”都没做到（无危房、有教室、有桌凳），“六配套”更是奢望（配套围墙、厕所、道路、旗杆，必需图书、必需教学仪器）。

     周峰山语气沉重地说，长期拖欠工资已经严重影响到教师的积极性，一些教师迫于生计外出打工，使农村教师紧缺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些老师则开始消极怠工。一个重要表现是今年颍东区中考成绩较去年明显下降。“去年６００分以上的优等生有１００多人，今年只有５５人；去年重点高中分数线为５４０分，今年一下子降到了５００分。”

     看到希望

     阜阳市颍东区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是安徽省大部分农村的一个缩影。对安徽省来说，基础教育资金紧缺一直是个问题，自去年国家在该省试点税费改革后，问题更加凸显。

     税费改革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财政拨款（乡级财政）、教育费附加（向农民收取的“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和教育集资。由于乡级财政薄弱，后二者实际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近年来，安徽省这两项经费每年共约１１亿元。

     改革后，这１１亿元没有了。

     亏空从哪里补偿？按照要求，改革后义务教育经费应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但实际上，税费改革的初衷即是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乡镇不合理的收费，乡镇财政原来就没钱投入教育，现在更没有钱了。据介绍，２０００年安徽全省乡镇可用财力约４６亿元，而当年全省乡镇财政供给的６６万多人工资额即达４９·５亿元，根本没钱投入其他领域。

     在安徽省一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几乎同时在流失。由于教育经费紧缺，学校不得不把手再度伸向家长，导致乱收费再度回潮，家庭不堪重负。在一些乡镇，初中生辍学率已超过１０％。

     中央政府并非没预见到税费改革后的这些问题，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中央政府规定了中央及省面向基层的转移支付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补偿，但就目前的转移支付额度看，到底层只是杯水车薪。安徽省政府一位人士指出，中央财政一次性补助安徽５０亿元，才能“把农村义务教育和乡镇、村级机构当前已成燃眉之急的困难适当缓解一下”。　

     统计表明，２０００年税费改革后，安徽省农民负担较１９９８年减少约２２亿元，加上不在账的４０多亿元，共减少６０多亿元，人均减少近百元。此外，税费改革还推动了机构改革，改善了干群关系，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也产生了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紧缺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安徽省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守祥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税费改革，而在于中央、省、市（地）、县、乡镇各级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合理，地方财政收入太少，而负责的事务却太多。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目前中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７８％由乡镇负担，９％左右由县财政负担，１１％左右由省地负担，而中央负担的仅有２％左右。

     有人建议，合理的支出比例应是中央、省地、县各占１／３。与此相适应，将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和管理权全部由县级政府管理，将此事权从乡镇一级政府中剥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年６月份，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了解，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即是基础教育在安徽因为费税改革而面临严重困难。会议首次确立了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方针，且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承担。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而在安徽，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将在１０月份召开。安徽教育界对它寄予了更高的希望。“所有老师就盼着这天！”阜阳市颍东区教委主任周峰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