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我就生活在那个被高晓松称之为“白衣飘飘”的大学校园里，不断“革命”、却异常保守和贫弱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曙光，文学回归生活真实，开始正视生命的价值。一部并不很出色的电影《庐山恋》，也会使我们感到惊喜和激动。因为当我们坐在栽种着雪松、法国梧桐和美人蕉的露天电影场，从影片中看到我们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种生活———庐山迷人的风光，女主人公鲜亮的服饰和不加掩饰的情感，美好和温馨的爱情，生活的明朗和快乐，自由、舒展和飞扬的个性时，怎么能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感情的洋溢呢？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生活的！我们为中国女排取得的一连串辉煌的战绩而流泪欢呼，为中国足球的一场小小的胜利而从夜晚狂欢到天明，并且禁不住从内心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希望以努力读书来改变我们祖国积贫积弱的面貌，那可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啊！当然，我们的激情还表现在其他许多许多方面：如在图书馆里争论着小说的流派，在草地上谈论诗歌。在对现代西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对学者们所引进的西方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将谈论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视为最好的精神晚餐，这与思想的构建难道没有关系？从文化和学术的“大一统”中，从单调、苍白和虚假的“革命”理论到思想的逐步引进和开放，它可能没有结出智慧的果实，但是它却为时代的发展开启了一扇门，使得后人（自然也包括90年代的人）能够方便地采摘到思想的硕果———这样说，并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至少80年代的那些热情的学子们，从来没有将谈论思想当成是一件羞耻和丢脸的事。可是，再看看现在吧，在一张张年轻的、在所谓的“商业规则”下所打造出来的那些功利和享乐者们的脸上，能够寻找到一点思想的踪迹吗？

　　在90年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大学校园里发现了某些学生对道德问题的“费解”，然而，80年代的学子们却完全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们的爱情虽然不够圆满，但是却显得相当纯洁、干净，少有肉欲的放荡和引诱。那时，我们不仅有着思想上的交流，有着青春的自信，还有着惟美和纯情，有着倾吐的真诚。我们懂得羞涩和礼节，懂得爱护和尊敬……余杰说，80年代中叶校园里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而如今在校园里所能看到的海报上却大都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露必龙酒吧，情侣最低消费25元”……9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少有对理想的执著和信念，少有对思想的追寻和求索（不只要看到出了几个网络英才），似乎只有身体的狂欢才能给自己带来安慰与短暂的快乐。学子们床头边堆的大多是外语、计算机以及美容和炒股一类的实用书，思想者的书早已蒙上尘垢———思想不能当饭吃，不能当化妆品用，假若典当思想能够换来脂粉时装，能够使自己追赶时尚的细微末节，能够使自己保持一种前卫的姿态，赢得哪怕片刻的喜悦和欢愉，那么，就不妨像典当一件普通的物品一样将思想典当出去。90年代是一个躯体的摇滚时代，免费发放的避孕套堂而皇之地摆进了大学校园里，外语系和艺术系的漂亮女生，被一些大款包装得如同一个个精致的“花瓶”，爱情已经沦落，靠献献鲜花只能成为一种穷学生式的浪漫，而香车美人才是最值得羡慕的“爱情典范”……而这在80年代的校园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那是个思想绝对多于洗发水品牌的年代，对生活的热情多于对漂亮女生的追逐，我们在文学中寻找人生的价值、理想和真诚，绝不会以闲适、逗笑和调情来代替对人生的思考和人性温情的触摸。

　　80年代的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虽然我们没能完成思想构建的任务，但是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给后来的人（首先就是90年代的人）提供了一种文化的榜样，使后人在回忆和总结80年代的时候，不会感到精神的虚无。我们的内心世界并不枯燥和干燥，而是独特和丰富的，并且理所当然地闪现着人文精神的润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