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和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变革，是本报一贯秉承的宗旨，也是发起本次讨论的本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而这一变革无论在方向上、形式上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都和“文革”期间的造反、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因此，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对教育改革的探讨，也就根本不可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相提并论。在这个意义上，3月24日发表的郭先生的文章和今天编发的“一个不爱考试但赞成考试的人”的文章《考试是惟一公平的尺子》，确实存在着对本次讨论的误解。
但是，讨论的基础，就是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问题的更深入的认识。因此，我们欢迎所有关注教育问题的读者，参与我们的讨论，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
教育需要一场理智的革命
■现在我们的教育患的疾病，不是考试造成的，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应考导向造成的
■中国的学校教育必须改革，不是因为学生的负担重，也不是由于考试的压力大，而是因为它自身的落伍
我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就读的是师范学院英语系，这决定了我从事的是教育，思考的是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教育者。我从工作中得出的教益是，“文革”的那种违背教育规律而以政治方式匆忙进行的改革，确实是错误的，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对教育本身的破坏和人才培育机制的瘫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反对废止考试或者考核的意见。现在我们的教育患的疾病，不是考试造成的，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应考导向造成的。
中国的学校教育必须改革，不是因为学生的负担重，也不是由于考试的压力大，而是因为它自身的落伍。我们的体制，包含了根据前苏联的模式设立的教育结构和教学管理，包含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统一孔径和用人指标需要而制定的大纲、教材，还包含了为执行这些教育制度而培养的大批师资力量。惟一不包含的就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自由人才竞争需求以及市场经济需要的知识体系。这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教材的内容、考试的方式和教育的过程。我们的教育失败，在于现在刚刚从教育工厂生产的产品，除了极少数专业外，不能为社会和用人单位所接受，毕业生需要自己再改弦更张，学习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给各种培训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收入。
那么，类似于我们今天教育体制和内容的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大约包括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传统华人学校以及一些比较封闭、要求下一代承袭前辈知识的地区。而与我们的教育体制不同的那些国家，恰恰包含了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目前留学热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
那么，在美国，教育是怎样的？首先，各个学校自己编制自己的教学大纲，设定自己的课程体系，对社会公布并且自由招生。学生的选择，无论对于学校还是专业，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没有家长和老师的包办，而进入学校以后，还可以重新选择专业甚至学校，转系转校是十分普通的事情。自己既然喜欢，就会自发学习的，而考试只不过是测验方式的一种。
我观察到，美国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被要求按照兴趣组成学习团队，被要求经常做我们成年人才懂得的项目，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用图书馆查阅自己的资料，形成学习团队的领袖和队友关系，准备好在课堂上呈现给其他小组的学生听。进一步，学生自己准备好照相机，在老师带领下进入实际的地方观摩参与，然后写成一篇小论文。低年级小学生的题目包括：中国人居住的唐人街的房屋建筑特色和中国点心与美国点心的区别。高年级的题目则包括：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异同点分析。老师，被称做“协助者”，只负责组织安排和激发兴趣。
说到测验，美国学校将每周、每月、每学期的测试权重60％至70%放在这些个人写作的论文的创造性上。当然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渐要求学生增强论说力度，包含学术索引。但是，如果有谁胆敢全面引述他人的观点，就会被全班嘲笑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剽窃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行为，任何观点都要你自己的、全新的，或者对他人批判扬弃的，这是教育上的所谓主观测试。当然，还有30%左右的测验是考知识的记忆，使用类似我们这样的考试卷，所谓客观测试。
我希望大家在辩论中能够意识到，教育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至关重要。教育，需要的是一场理智的革命，而不再仅仅是对测试手段的小改革。
■文／杨小隆
考试是惟一公平的尺子
■没有1978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中国
■3+X考试，就是将高考指挥棒指向素质教育的尝试
■我们必须狠抓考试、狠抓升学率，让人人都往高处走，不往低处流
看到3月24日郭小凌先生的文章，尤其是您们的编者按，我忍不住想在这个几乎一边倒的讨论中当一个反潮流的角色。
首先，您们的编者按说郭先生“有些误解了人们呼吁素质教育和本次讨论的本意”，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编辑的指引下，讨论中的矛头不是老师就是考试（体制变成了考不考试），这分明使我们想起了黄帅,也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灾难。恰巧我当年就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时候发出的声音就是“我要读书” 、“我要考试”。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考试，我们是不可能上大学的（我是78级大学生）。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知青”、“老三届”来说，讨论中一些读者包括编辑的立意都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文革”。可以说，郭先生说出了我们这些当年受害者的心里话。自1966年至今的历史已经证明，考不考试结果是正相反的，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没有1978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中国。
有教育专家回答过这类问题，“考试是个指挥棒，它现在指向应试教育，也可以指向素质教育。现在我们还需要这个指挥棒”。其实不是该不该考试，而是考什么内容和如何考试。3+X考试，就是将高考指挥棒指向素质教育的尝试。实际上，第一次实践就使许多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生和老师手足无措了。我们都知道，在学校成绩好的往往不是那些死读书的学生。我在大学时，每天用16个小时读书的那些同学考试成绩并不好。而那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整天在实验室中与老师合作科研项目的同学，也就是创造力和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同学，往往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这都说明素质、创造力、能力和知识的培养与考试并不对立。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给学生减负的时候，而是要加压。现在的学生，不是功课太重，而是学习不得法，大量的时间在做重复的习题，没有时间开拓创造性思维，更没有吃苦精神。但是他们有时间去崇拜那些没有文化没有音乐素养的歌星，去听那些中文和英文都不通的流行歌曲。如果再没有考试，如果学不学习都一样（爱学习的不如不爱学习的——就像“文革”那样），我们还不走向非洲了？我们必须狠抓考试、狠抓升学率，让人人都往高处走，不往低处流。当然，应该改革我们的考试内容和评分方法，使考试这个惟一公平的尺子和指挥棒能够划分正确的标准和指向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认为根本不应该进行“素质教育靠教师还是靠体制”的讨论。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我们应该教什么，如何教，怎么考。把矛头指向老师或体制（尤其是考试体制），很容易得出“文革”发起时的结论。
■一个不爱考试但赞成考试的人
教育应剔除功利色彩
■正是科举考试为国家挑贤选能，真正开始了“任人唯贤”，但也是因为“八股取士”，才让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慨叹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无数的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我们还需要那些把工程师的设计图变成现实的工人
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否定考试：没有考试，我们就没有选拔的方式；失去分数，我们就失去了挑选的标准。想当年，正是科举考试为国家挑贤选能，真正开始了“任人唯贤”，但也是因为“八股取士”，才让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慨叹。
诚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考试，而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要怎样改变我们的考试制度来真正适应新时代人才的选拔过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无数的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我们还需要那些把工程师的设计图变成现实的工人，如果我们的大街上走的都是有博士头衔的失业人员，那么这只能说明资源的浪费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所以我们才要有职高，要有高职，要有人员素质结构的金字塔。
其次，我们也不要去攻击现在的教育体制，因为它是我们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探索出来的、在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惟一方式。我们应该看到，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一些弊端，并正在努力地改变这种现状——虽然那些所谓的“减负”和“3+X”只是一些治标之术。像“减负”，就在10天前还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但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是要在曲折中不断探索的，我希望光明的一天早日到来，并坚信，我们一定会等到这一天。
第三，教育改革应该走出象牙塔，真正做到在实践中求发展，与时俱进。人才的供应要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是多层面的，人才的供应也应该是多层面的。很显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办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行使自己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让它成为我们前进的惟一的梯子（上得越高，地位越高）。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真正地开放，在各个方面都有人才涌现。
第四，充分发挥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由于人们的观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更改，所以，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正在试行的“3+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开始了一些能力的考察，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实际是课程增多了，而且由于不同科目的交叉，教学中存在的模糊问题也多了，甚至一些说法连考试中心也没办法统一——毕竟那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不但要发挥指挥棒的作用，还要想出办法来发挥好它的作用。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孙维刚老师的事迹给了我们这次讨论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好老师还很多，但是，我们真的只有这种时候才能想到我们敬爱的老师吗？
■文／高三学生 郑成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更高阶段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更高阶段，而非应试教育的对立产物。
■正是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还处在努力完善的阶段，才会为孙老师这样的模范典型戴上更鲜亮的光环
素质教育“靠”什么？靠教师还是靠体制？我不认为两者有可选择性，应该说素质教育既靠教师又靠体制，这一点上与应试教育是一致的。因为在我看来，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更高阶段，而非应试教育的对立产物。同时这里所说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一样指的是学校教育——同样是正规、系统的教育，也都离不开教师和体制这两个方面。
就有幸接受或接触像孙维刚老师这样的教育方式的学生或家长来说，也未必就此认为在素质教育中,教师较之体制起到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不错，在这部分学生的身上，凭借像孙老师这样的教师的个人努力，素质教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若把目光投向整个学校教育，也许连这部分学生和家长也会对此发出感慨，正是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还处在努力完善的阶段，才会为孙老师这样的模范典型戴上更鲜亮的光环。当然，这与孙老师值得称颂的崇高师德密不可分，但同时也正从侧面说明现行体制下我们确实缺乏素质教育。
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教师都会为此动容，并深感有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平衡教育的方方面面，然而推动这种认识转化为每一位教师的实践就不光是认识本身的问题了。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谈到了美国青少年学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四年级的学生还不能流利地阅读。在惊讶之余，我自然联想到中国教育，同时联系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便产生了一些疑问。先撇开相对类似的两国学生先天素质不说，难道美国的教育界和教师们都没有教会四年级学生流利阅读的水平吗？相反，我们的教师都不具备进行素质教育的能力吗？这恐怕不得不追究至一个历史及其所造成的观念的问题。这里的“历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教育体制，而“观念”便是教师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的认识了。
教育体制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具有客观性的因素，而教师则是实现素质教育的主体之一（另一主体当然是学生），带有主观的因素，这其中的关系也就不述自明了。素质教育既非纯主观的想象，又非纯客观的体现，素质教育需要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主观因素是素质教育的实现条件之一，那么，作为教师就应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在主观符合客观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使素质教育真正成为教育的更高阶段。
■大四学生 朱嘉
■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协调
首先，从国家和政府方面来看，我认为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意缩小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同时，也要注意缩小同一地区不同类别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加强教师的素质。
其次，从社会方面来看，虽然我们提供素质教育，但是，我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理解得并不透彻，多数人认为去上奥校班，学一些艺术课程就是素质教育，问一问现在的孩子们，虽然是双休日，但是他们双休日没有课外辅导班的又有几个。我曾经在班里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是让人吃惊的，算上在路上的时间，大部分孩子双休日上课外班用去的时间达10小时，更有甚者，最高达到19小时，这还仅仅是双休日的课外班，平时的课后班也是不计其数的，孩子们从小就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全速运转的小机器。
再次，说到教师，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孙维刚老师，我们目前的社会，确实特别需要大批像孙老师一样“德教双馨”的老师，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对这些教师无止境地提出要求，还要注意保护这些老师，从工作量等方面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不能够出现累的累死、闲的闲死的状况。在功利性的应试教育和非功利性的素质教育的冲突之间走钢丝，是很难掌握平衡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水寒
■效仿孙维刚的教师很多
孙维刚老师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学生毕业离开学校时，如果把老师教他的知识都忘光了（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时他所剩下的，才是学校、老师在他身上教育的真正成果。”这也就是素质教育的本质，而应试能力只是素质能力的一种。也就是说，这两种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孙老师一直深信这一点，并提出了许多当时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不多留硬性作业，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保证学生每天睡眠9小时……这些做法曾一度遭到传统派老师的反对，因为这和当时的“题海战术”是背道而驰的，但孙老师经过十余载的不懈努力，终于证明了这种高效学习法的可行性，成为素质教育的开拓者、实践者。
如今的教育体制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没解决：中考、高考还得考，一次考试就能决定一个人是进去还是被拒之门外，所以学生既要注重平时能力的培养，又要适当地关注一下分数。怎样把握这个度呢？还是需要老师来指引，近来效仿孙老师的教师很多，而且颇有成效，看来在教育体制的过渡期，还是老师的指引更有效。
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成为学生的指路牌，在这个教育体制的路口处指引的明天。
■一读者
■教育不能脱离社会体制
我非常赞同贵报讨论这样的话题。看看我们周围，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深深感到来自下一代教育问题的现实压力和困惑：升学考试的竞争，孩子超重的负担；功利主义无情地泯灭了孩子的独立性、尊严和自由成长。
教育是人类生命演化法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抗拒的生命更替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令我们对教育产生非议的就不可能是教育本身，而是我们所积累的“社会规则”的趋势：我们所有参与社会活动的人们正在追求什么？正在干什么？我们实际上将要把什么传递给下一代？
教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附属现象，所以，教育不存在其所谓的独立意志；国家教育体系并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功能；不可能脱离社会体制改造而单独地改造什么教育体制来达成对理想的人与社会的期盼。
■一位五年级女生的家长
■不讲功利的思想取得“功利”的回报
孙维刚老师的魅力，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教学方法上，但更多地还是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上下联系，浑然一体；漫江碧透，鱼翔浅底。”孙老师虽是数学教师，但是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决不排斥社会科学。相反，他的“小百科”课上将文、理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出数学作为自然学科的趣味性与互动性。孙老师对学生的德育抓得也很紧，但绝少使用“高压”，而是善于鼓励学生进步。最令人称奇的是，孙老师带出的学生都考出了佳绩——实际上，孙老师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学习变成了一个良性的过程。他以一种最不讲功利主义的思想取得了最“功利”的回报，极大地鼓舞了素质教育改革者的信心。
■陈经纶中学高一（9）班学生 侯晓晨
■素质教育走偏也会累坏学生
应试教育铺天盖地的考试会累坏学生，而某些地区的“素质教育”更会累坏学生。这些“素质教育测试”，往往会出一些偏题、怪题及“与实际生活更为贴切的题”，这样非但不会给老师和学生减负，反而更会给他们加压。素质教育是重要的，应试教育也会产生好的效果，关键在于，最终的应试体制如何。按现在的应试体制，如果教师给学生“减负”，最后学生的成绩肯定很差；反之，如果有一种应试体制，学生拼命地去使用“题海战术”、死记硬背，成绩反而不如那些善于观察生活、注意身边现象的学生，那么这种应试体制产生的必将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但是，应试体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就需要老师和学生找出一种适合于目前应试机制的教育学习方法。
现在，北京、天津的大部分学校，包括我所在的学校推行的素质教育，得到了很好的成效。我们这些平时基本没有家庭作业的学生，比边远山区部分推行“题海”战术、整天压迫学生做题的学校的学生考出的成绩往往会高出很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老师找到了适合于目前应试机制的方法。孙维刚老师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付出了他毕生的精力，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目前应试机制的思索和重视吗？
到过天津的人想必都到过和平路。在著名的百货大楼对面，有一家“素质教育书店”。刚开业时，这里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科普影片，研究科普知识。现在呢？这些活动都没有了，相反，几乎占据了整个二楼的教参书买得异常地火——谁都知道，相对于科普影片来说，这些教参书对取得好成绩更重要。
■天津市双建中学八年4班 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