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重点中学开大会，校长当场给2001届高三教师分发十万余元的“红包”，最多的七千余元。此事就像校园一把火，烧出了应试教育的种种矛盾纠葛。

　　该校从1997年起本科上线连续四年低于50％。2000年10月，市里将校长、书记和一名副校长免职，任命新任书记兼校长。一位副市长要求新校长“严于管理，开拓创新”，一年“初见成效”，否则“就地免职”。新校长有压力，上任就修订《奖励方案》，希望重奖出勇夫。

　　该方案第三部分“高考奖”规定：“根据学校确定的高考目标，设立目标奖。达到学校当年确定目标，任教高考文化科目教师每人奖励1500元，班级本科上线率达50％（文科班30％），班主任奖300元，语数外科目的教师各奖600元。理化生（政史地）科目老师各奖350元。超过指标上线人数学校按每生30元分别奖励每位任教高考文化科目教师，班级本科上线率超过50％（文科班30％）后，每增加一人，语数外科目教师每人奖100元，理化生（政史地）每人奖60元，班主任每人奖50元。没有完成目标不给奖励。教师所教科目的班级上本科的学生中该科没有达省平均分的，每生按语数外100元、理化生政史地60元核减目标奖中核减。”

　　该方案还设“学科质量奖”，“其标准为高考人平分在全地区排列重点中学”第一二三名，人平奖励分别是600元、400元、200元；“突出成绩奖”，省、市文理状元，“该生高考文化科目任课教师、班主任”分别奖15000元、10000元，年级其他教师每人奖200元、100元；“英语省市状元按文理状元奖励的一半给予奖励。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生按2000元奖励该班文化科目教师和班主任”；“根据当年情况确定艺术、体育高考的目标（包括保送生）”，“本科上线目标内每生400元，目标外每生另加200元”；“高考管理奖。高三年级年级组长另增发人平奖励的30％”。重奖兑现使一些骨干教师心里火辣辣。新高三加大了收费补课打题海战的力度，采取了留级、劝转学、劝自费留洋、活动变相保送等消化差生的有效措施，高二、高一已当作高三抓，周日整天成建制收费补课，周六整天以奥赛班名义收费补课，晚上以“补中”名义收费补课，有些班平日课外活动时间也成建制收费补课，订资料已无限制，少数教师还放开手脚为所教班级学生搞有偿“家教”。曾被传媒十多次曝光、省里通报、学校检讨多次的“三乱”、“加负”行为倍加红火。

　　“红包”一发，硝烟四起，校长不得不公开解释：评价中学最过得硬的指标还是高考；高考出成绩，就有声誉，能招到学生，创造经济效益；抓高考，重奖高三，体现“多劳多得”，符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

　　但校长的解释并没有给教职工消火。非毕业班、非高考科目老师和其他职工心中有火。他们认为：学生考大学，各年级、各学科、各部门工作都得到位，功劳不能全归高三；高三老师每月结构工资比其他教职工高一倍以上；高三没有期中、期末考，只有月考、摸底考、模拟考，拿监考、阅卷费，节假日拿补课费，订资料拿回扣，一年人平逾万元，另有公款旅游，平日待遇高一截，没考好还发“红包”，差距越拉越大，当然令人不服；2000届高三一位老师说，2001年又扩招了，全省录取率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这一届上线率高几个百分点，不能说明考得好，奖金陡增五倍，太不公平；另一老师介绍，近年猛扩招，上线率却都低于没扩招的96届，很不应该；高校扩招后，重点校本科上线过70％的比比皆是，该校仍以50％为目标，很可怜，不论纵比横比，重奖都可笑；一位高二老师说，高一、高二上新课，天天备课改作业，高三上复习课，做题对答案，备课简单，轻松多了，收入却猛增，怪不得都争教高三。

　　一些拿“红包”的高三老师也有火。有的质问未达50％目标的为何也重奖；有的抱怨班主任文理分科时没留住优生，赶走差生；有的声明接了同科老师进高三减工作量时丢掉的差班，不论怎么拼命，奖金还是少几千，命苦；有的责怪高三分班和高二文理分班搞名堂，老实人吃亏；有的指出，高考报名人数比毕业会考人数少了几十，有的成绩很差自费留洋去了，还有的花大钱变相保送了，名曰“本科单独提前录取”，班上有一两个这类学生，上线率就高几个百分点，没有的班就倒霉，按上线率和平均分奖，是在鼓励打发差生争夺优生，今后还有谁愿意接差班、教差生？

　　初三老师火气最大。有的说，都是毕业班，应该一视同仁；有的说，高中优生来自初中，能考上大学，初中老师有苦劳，只奖高三，太不合理；还有的说，教初中还是教高中，是领导安排，只奖高三，更没人愿教初中了。

　　高二某学生说，他刚从政治课本上学了点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进考场的是学生，考得怎样主要取决于学生，老师教导很重要，但毕竟是外因，认为考分高低取决于老师，是形而上学的外因决定一切论。如果一半同学上线要重奖，那么另一半同学未上线是否要重罚？

　　一位老教师认为：没本事又想挣大钱的老师，热衷加负收费补课打题海战，不该奖；教书育人有方的老师，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应该奖。但教师从事非物质性生产劳动，不好量化，不能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计酬发奖。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论哪个年级，各班学生都有差别，差班比好班难教，好老师可使差班转化，但要比好班考得好，还是难于上青天。重奖高三这把火，映照出狭隘的教育价值观，市场法则在学校的泛化，校园“三乱”更失控，使学生负担更沉重。

　　另一位老教师指出：按学生成绩奖惩老师于法无据。原国家教委早有规定，不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教师的唯一依据，1999年第三次全教会去掉“唯一”两字，规定“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依据。”该校却坚持按学生成绩评价教师，应试教育搞得热火朝天，这种做法值得反思。

　　编后：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素质教育步履艰难，基础教育还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惯性和影响，在一些地方就像有的同志形容的，‘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本文所反应的现象再次凸显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高考指挥棒仍然决定一切。据了解，依据升学率高低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现象绝非个别。这里有学校本身的问题，也有地方行政领导的问题。如果领导者的观念不更新，还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和陈旧的教育观念要求学校，那这个地方的教育怎么可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呢，素质教育怎么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呢？由此可见，转变教育观念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更是各级领导者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