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讨论的题目是“素质教育靠教师还是靠体制”,但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文章都没有把“教师”与“体制”简单地对立起来,本期刊发的这几篇稿件也不例外。比较典型的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李玉华的观点——体制是关键,但在体制没有产生重大改变之前,素质教育主要靠教师。
     素质教育的确是一场“理智的革命”,它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又要着眼于与国际接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弄清楚“培养什么人”的目的问题,又要解决“怎么培养”的手段问题;既要通过教育体制创新解放被教育者,也要通过提高教育者素质来促进教育体制的创新。相信本期文章会对读者思考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中国教育亟待与国际接轨
     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我们的教育制度应当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
     我们的宗旨是让孩子参与和观察,落实到自己的推导和演绎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成为在智力、道德、体能、情商、财商上全面发展的新人,不再培养智力单项超过其它国家的畸形产品。
     我认为,未来中国教育的宗旨,是本国的教育必须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时至今日,如果还一味强调中国国情或特色,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像当年伟人说的,被开除地球的球籍。我们面对的是世界范畴的教育市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必然规律。
     ■教育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
     首先,教育思想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我们的教育制度应当培养什么人?我认为,应当培养出那些能够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面对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比起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已经成百倍的信息和知识,他们承担自己独立游泳和筛选的责任;教育工作者没必要,没可能,也没资格去“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一定要学会和受教育者“共同学习”(co-learn)这个新概念。
     其次,大学教育的校际分类,学科设置,有必要学习和研究那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果断进行改变。同时,根据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各种人才和人力资源的供求规律以及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结构,从而进行教育战略规划和预算规划。宗旨是,市场不需要的不培养,市场需要少的少培养,市场需要多的大量培养,这样才有可能让教育变成经济行为,对于市场潜力巨大的领域,甚至能得到大企业的项目赞助,成立基金会,有针对性地吸纳毕业生,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教育体制的变革。废除全国的统一高考,仅仅保留基准素质测试,如美国的SAT、GMAT等是各个院校自己命题的考试。录取分数线,国家仅仅提供指导意见,让学生和学校互动平衡。
     第四,考试制度的改变,各个年龄段,各个方面,广泛推行独立创意、独立研究为导向的小论文、小项目测试,而依靠机械记忆、知识反馈的书面答卷考试坚决裁减到总测试量的30%以下。
     ■用国际标准塑造教师
     为了保证上述改变的发生,当务之急是采用中外合作的方式重新构造师范教育体系,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需按照不同于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师资标准培养造就。其实,标准是很明确的,就是按照一些国际性的教师组织中各国教师的通常行为准则从事教育活动。
     教师的行为最高原则,是启发而不灌输,是管理而不管束,是激励而不包办。绝对不是授业、传道、解惑这些古代圣人的使命。好学生的行为则是:敢于思考,勇于挑战既定答案,全面的身心发展,助人为乐。绝对不是智力超群,孤僻自闭,人格冷酷,自私狭隘的人。
     教材的重新编写是重要的保障手段,应当邀请国际教育专家参加编写审订。中华民族的优秀经典当然应当有,甚至比例在50%左右,但是作为WTO成员、联合国成员、世界强国的成员,世界共性的经典内容也要有50%。教学管理也需要本质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后勤保障的服务心态调整。教务处、学生处、行政处的职能应当重新规范。教学研发处应当建立。最重要的还是“课程开发”这个国际上教育领域最热门的科目,我们整整落后了40年。课程的研发,最终应当落实到每天教学科目的编排和教学方法的应用上。比如,模拟教学:“如果你是市长、企业家,只有有限的资源,怎样完成目标?”而今天的多媒体时代,教师至少应当改变一板一笔三尺台的传统私塾方式,采用启发互动式教学。
     ■最好的教育是解放被教育者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博物馆,还是参与互动性社会活动,我们的宗旨是让孩子参与和观察,落实到自己的推导和演绎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成为在智力、道德、体能、情商、财商上全面发展的新人,不再培养智力单项超过其它国家的畸形产品。舆论导向上应当停止宣传鼓励那些单项性成功的孩子的做法,如“文革”时代的体育文艺保送生,今天的什么学科的奥林匹克神童等。
     成年人是整个教育的支点。新的教育体制,对于政府职能、家长、教师,意味着从自己今天熟悉并认为理所当然的参照标准挣脱出来,认识到“理智教育革命”的成败,关系中国未来的兴旺强盛,还是亡国灭种。从自己做起。
     其实,退一万步,只要我们放弃那种偏执的所谓“我明白这对你很苦但是为了你将来好”的集体无意识偏见,回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足够了。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很少愿意和成年人沟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期待的是爱。没有得到,苦闷、烦躁、无奈,放弃责任,随波逐流。而真正的爱,是去解放他们,给他们思想呼吸和身体成长的自由空间,而您认为重要的,永远不要告诉他们,说对他们也重要;您喜欢的,也不要强迫他们去学习,您为他们好的,自己明白足以了,因为那不一定正确。
     ■杨小隆
     回归教育的根本目的
     要想离开社会原因来谈论教育改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单纯依靠教师来搞改革,只能是费力不讨好。个别优秀教师只能是特例,不足为凭。
     不去掉原因,结果将永远存在。素质教育的实现依赖于教育体制的变革,教育体制的变革依赖于社会体制的变革,这就是结论。
     我没学过教育学,但总觉得我们的教育有点不大对劲。几年前在一次儿子所在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上,在校长津津乐道于本校当年升学率、全区排名之余,我头一回听到了据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目的的表述:要使受教育者第一学会生存,第二学会学习,第三学会与他人合作,第四是什么记不清了。别人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记得当时我真如醍醐灌顶。是啊,这难道不是对教育目的的最本质最精辟的概括吗?在急功近利、浮躁、矫情大行其道的今天,真是一次返璞归真!相形之下,我们的教育的现实呢?也可概括几条:学会做题;学会应付考试;学会精确地计算及格分数以取得毕业证。
     这么说可能招致很多人尤其是教育界反对,他们的论据当然很充分:不能抹煞教育界的成绩;若干年来我们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教育功不可没;目前的教育体制虽然不是最好却肯定是最不坏的等等。这些也许都是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事实果真能够证明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合理的、成功的、不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的吗?我认为不能。
     我们对教育的过于急功近利已经有年头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一个主观色彩极强的目的,教育自然不能例外。小学、中学、大学被当成生产某种规格的产品的流水线,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都被仔细设计,企盼着在这头把七岁的孩子放上去,那头就能张开麻袋等着收获合乎规格的、保证什么颜色的、能为什么而奋斗的产品。尽管事实上我们企盼的产品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还是乐此不疲。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在这种逻辑指导下,我们把教育办成了速成训练班。我们发展了填鸭式、灌输式教育,并沿用至今。前些时间谈论得纷纷扬扬的素质教育,也被当成一种纯技术性的东西,以为在我们要灌输的东西里加上点书本以外的内容就叫素质教育,就像厨师烧菜一样——想要甜,加点糖;想要酸,加点醋。
     由此看来,要想离开社会原因来谈论教育改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单纯依靠教师来搞改革,只能是费力不讨好,就像那句歇后语——顶着磨盘跳舞,人受了累,舞还不好看。个别优秀教师只能是特例,不足为凭。
     不去掉原因,结果将永远存在。素质教育的实现依赖于教育体制的变革,教育体制的变革依赖于社会体制的变革,这就是结论。奇怪的是,明白了这一点并不让人轻松。
     近些年来,我们对许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包括教育)都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就像认识到人不吃饭会饿死、天上下雨地下会湿一样,我们渐渐认识到,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是荒谬的,教育原本不应是现在这样,它也应该“与时俱进”;它应该是浑然天成的;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是教育的最理想境界。随着认识向现实的回归,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也许到我儿子的儿子上学的时候,他不必肩负这么多的“使命”。孙子!我祝福你。
     ■张志方
     更需要关心的是教什么、考什么
     教育与考试是相伴而存在的,只要有教育就离不开考试,不论是私塾式教育还是公共学校式教育莫不如此 ,考试是教育的督促手段和检测工具,取消了考试,教育也难以有效进行。因此,关键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教育和考试的内容。
     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考试在我看来有两种类型,一是选拔性考试,二是平时考试。前者具有公开性,对象不固定,存在优胜劣汰,其功能在于检测水平,捎带着也有激励作用。后者是封闭的,对象固定,不存在优胜劣汰,其主要目的是激励,不过要以检测水平做基础。
     选拔性考试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保障公平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能有“内幕交易”,不能有歧视,这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在全国或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公开考试有利于保障公平,有利于进行专门化的监督。如果不考虑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一味主张将组织入学考试的权利下放到学校,无疑将不利于公平。所谓的“名校”会因为声誉而进行自律的说法也未必站得住脚,要知道在那些考研黑幕中,“名校”也未能幸免。
     平时考试的对象是固定的,甚至只有一个学生也可以进行,无优胜劣汰式的竞争,这种考试普遍存在,即使像古代的私塾也会有诸如对句、命题作诗、作文等作为激励学生学习的手段。由于这种考试的主要作用是激励学习,那么,老师就应立足于激励来设计安排这种考试,而不是依据成绩来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与歧视,否则将导致一些学生出现不良心态乃至厌学。
     这两种考试各有功能上的侧重,教育改革决不应是取消考试,而应是让这两种不同的考试各司其职。保障选拔性考试的公平性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任务,而使平时考试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则是学校和教师的任务。
     考试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最关键的还是教育与考试的内容。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在我看来应是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如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爱护环境、有团结协作精神、有责任心、乐观等;二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口头和书面),能够流畅地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流;三是教一些基本的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知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法律、政治等)以及基本的数学、逻辑、哲学等思维工具。我国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在第三方面做得还可以,第二方面则仅限于初中以下,再往上由于不列入入学考试的内容而易被冷落。第三方面最差,特别是语文教学,似乎陷入了一种误区。
     在我印象中,语文课除了能读到一些优美诗词及文章外,剩下的就是整天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之类的了,再不就是做三段式的“八股文”。语文教材编著者、命题者似乎忘记了中小学学生最需要掌握的是什么技能。如果说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那么这一任务完全可以由数学来承担,毕竟数字更形象更简洁。再有,课文文章挑选的标准应是语言是否优美、在表达上是否有特色等,至于思想性,虽然也重要,但如果过于强调它,就会使老师偏向于讲解文章背后的东西(而这本应是历史或政治课的任务)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任务,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文教学的扭曲反映在考试上,就是各种钻牛角尖捉弄人的试题充斥着试卷。在中国古代,正规考试的形式只有一项,那就是写文章。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光有思想而不能流畅而准确地表达,又如何进行交流?语文课如果不走出误区,长此下去,将影响下一代的本国语言的掌握,而这其中既有教材的原因,又有教师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龚刚强
     教师素质“提速”靠体制
     学生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遇到孙维刚式的教师,社会上恐怕也没有人反对提高教师素质,但我们靠什么提高教师素质?不能只靠教师的事业心。
     教师首先是职业,教师的素质只要能适应学校的要求就能使教师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因此,教师素质“提速”的动力在于学校工作的需要和教育体制的要求。
     以小学教师的学历为例,15年前,寥寥无几的拥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大多是因自己好学而获得的文凭,因为学校只要求教师有中师学历(在农村小学,中师毕业的教师都不多)。这几年中师毕业的教师都在拼命地进行大专学习。现在,40岁以下的教师几乎都有大专文凭,因为学校要求教师具有大专文凭,否则不能申报中级职称,也不能正常涨工资。
     学校用人标准的提高,自然带来教师素质的提高,教师“提速”是在体制变革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不能把体制简单地理解为考试机制,实施素质教育不仅要改革考试制度,还应建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评价制度,包括对各级教育部门的评价、对学校和校长的评价等等,教师的素质自然会随着体制的变革而提高。
     ■朝阳区黑庄户乡教委 王亚冬
     当务之急要提高教师素质
     素质原本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素质,更多的是指后天培养的修养、能力。而人的素质(修养能力)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道德素质与智力素质、体育素质、美育素质、劳动素质本质上有相通性,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育(或称为应试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应试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素质。有人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原因是狭隘地将“素质”理解为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不同角度的价值评判,逻辑上并非绝对排斥。要多考虑二者之间的协调,处理好了,可以互相促进。孙维刚老师的教学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体制是关键,素质教育靠体制。体制决定高考乃至大学录取的标准、模式。高考就是指挥棒,它直接决定了中小学的教育模式。高考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社会上上下下全都盯着你的升学率。录取以考分为主要标准,那么分也就成了学生的命根。如果高考的内容、录取的标准与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宗旨脱节,素质教育就很可能成为空谈。
     但从现实角度看,在体制没有产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素质教育靠教师。
     尽管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高等学校也在不断扩招,但就我们目前的国力而言,尚无法保证所有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也无法保障每位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那么残酷的竞争就无法避免。而对高等教育的选拔、录取来说,相对公开、公正、公平的高考就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尤其是对于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而言,高考之利远大于弊。所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背景下,教师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素质教育靠教师。孙维刚老师的教学实践就是将德育、智育完美结合的典范。在素质教育中,师资队伍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师资队伍建设不仅仅是量的充实,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也不仅是在职教师的培训,还要高度重视师范院校录取标准及教学质量的提高。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师范院校作为“工作母机”的重要性,但还没有落实到实践中。目前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并不理想,生源不佳除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外,还可能受教师的劳动强度、社会地位、物质待遇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教师本身的素质不能提高,素质教育也将是一场空谈。
     素质教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的文化氛围、国民的道德观念、就业的用人机制、人才的选拔标准等方方面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体制、教师的范围谈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