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美国注重特长教育，非常奖励学生的跳级，科目选择的自由度更是超过了想象。但从国际水准来看，学生整体的学习能力则比较低，与日本相比更有天壤之别。
将日美学校教育作一比较，首先美国的上课时间要比日本少很多（一年要少600课时）。在美国，暑假从6月中旬到8月底，长达两个半月。随父母一起去美国的日本孩子，在美国学校放暑假后，回到日本，可以利用6月中旬到7月20日左右的一个月时间在日本的学校“插班补课”。
虽说强调学生的自立，但让缺乏判断能力的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自主判断，毕竟显得勉强。而正因为美国孩子的平均学习水平偏低，提高所有孩子的教育水平即是美国教育政策的现状。连九九运算都算不准的学生大量步入社会，使美国的社会陷入功能不全的局面；银行职员让客人等待多时还算不清楚帐、店员写错地址货物到不了顾客手中等等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日本则完全不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人才培养教育”实施多年，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家族主义的社会结构等，又带来激烈的生存竞争，在此状况下，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事情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消费社会与同时兴起的高科技社会、信息化社会所需求的，已不是普通的能力，而是会发现新事物的创造能力，以及与以往不同的差异化能力。像美国硅谷这样的新信息产业（通信、计算机）在日本也迫切需求，也就是说，社会需求的不是平均分数高的优等生，而是“特殊才能”型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式的教育反倒出现了有利的情形。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的教育改革状况完全相反，在美国正力图引入进一步的竞争机制开展教改；而在日本，正如“不要让孩子在15岁的春天伤心”这句话的含义一样，如何缓解竞争正成为教改的目标。
以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为契机，美国更加重视能力主义教育，国家为科学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大量预算，由于当初也考虑到对黑人的平等教育，所以看上去在竞争原则与平等原则之间摇摆不定。
美国教育改革的重心比起竞争或平等来说，更在于均一化的排除。这是最值得日本注意的。在美国，“自由学校”和“选择学校”越来越受注目，其特点就是学生能按自己的兴趣选择科目学习，有的高中的选择科目数多达六百余种。后来，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受到重视，这被看作是受日本经济成长的启示。自由学校和选择学校所瞄准的基于兴趣的教育是与尖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的追求，这可以说是尖端技术硅谷产生的基础。
关于教育，美国和日本在认识上的最大差异，是孩子的能力问题。日本的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认为：“只要做就会”，“不会”是因为“没有做”。
美国的一位教育评论家认为，“在日本上下贯通着这样的理论：只要真正地努力就必定成功，如果不成功，是因为努力不够”（《摸索的大国日本》）。在日本常常能听到父母们发牢骚说：我家的孩子学习一点也不用功，所以成绩老是上不去。这种叹息的背后就隐藏着“只要做就会”的观念。用美国的日本通的话来说，就是：日本人不认为每个人生来有着各自不同的才能或能力，他们坚信只要孩子们学习一样的东西，就会成长为具有相同才能或能力的人，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美国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们坚信每个人各有特点，即使是学一样的东西，体验相同的事物，某些孩子就是要比其他孩子掌握得快，能力也更强，这是事实，因为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才能。
美国的这种对孩子能力的不同认识便产生出各种与日本不同的制度，也带来了父母对孩子教育的不同态度。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教育方式。所以，在美国，孩子的未来差异就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州某小学二年级的社会化课程。该课程中，让孩子们学习与他人的妥善交往，有时也请心理学者参加教学，一周一次，每次约二十分钟，以小组为单位上课，老师决定每次学习的主题。学生们就家庭、兄弟姐妹、本地区的居民、饲养宠物的人、到野外露营过的人、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学区的人、蓝眼睛的人、长头发的人等主题进行谈论，看看自己的感觉与班上的同学有何异同。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样的小组活动，不是使孩子们相互趋同；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孩子们确认自己的个性。让孩子们对他人的意见或感受进行思考，这是基于美国教育的基本理念。其教学特点，是让每个同学都发言，对学生的回答不进行正确错误的判断，而且，一定要让孩子们使用“我”这个词。
这种“个性主义的概念教育”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了。让孩子们以“我”为主，自由发挥，了解即使是同样的事，每个人的感觉也有所不同，在理解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让他们懂得“帮助他人的语言”和“伤害他人的语言”是什么。
从孩子们平时说话的语句当中找出伤害他人的语言和帮助他人的语言，并将其做成卡片，让孩子们记在心里，这种个性教育和关于相互帮助的教育，是很有特色，也很值得提倡的。
在美国的上层社会区域，父母们为孩子的学习不惜交纳教育税金，但在下层社会，人们对教育税金则不关心，教育计划因州不同，而且就是同一个州，社区不同，学校的教学计划也不一样。即使如此，美国优秀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也并不偏于某个地区、某所高中。因为学校没有共同的评价尺度，而且学校方面也认为只将相同想法、相同习惯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不是与社会、生活以及发明创造无关的知识的竞争，而是意味着不同视野、能力、水平的竞争。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是力求从美国各州广泛选拔学生，同时吸收国外的学生。这一点与日本的差异很大，而差异的本质仍来源于对教育的不同认识。
美国的高中既有计划安排得非常严密的学校也有计划欠缺的学校，好的计划安排意味着优秀的教师和优良的设施，不过主要还是指学生能有诸多的选择。孩子们的能力并非都是相同的，有的孩子就有越级的能力。学习的内容并不限于数理化，还有绘画、心理学等各种各样的科目。因此即使是同一个班，有时也会对能力强的几个孩子进行特别辅导，这相当于精英教育。
要设置音乐、绘画、数学、科学、体育等大范围的特别课程，就需要居民交纳税金，这样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差别越来越大，这是负面效应，但也促进了诸如用计算机的计算处理能力生产优良产品的高新技术的培养。日本任何公司的计算机都是购买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处理器，软件也基本都是微软公司的产品，只是在末端技术上展示自己的特点而已，可以说在高科技战争中，美国的能力教育打败了日本的平等主义教育。
日美间的教育差异，原本就在于是否承认“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日本的“只要做就会”这一“努力主义”，是产业社会的成功模式，但到了信息化社会，就难免会败下阵来。
美国学生的个性得以发挥，关键在于教师，有了老师良好的指导，美国才会有比尔·盖茨式的人物的出现，才会走在世界信息产业的最前列。日本已落在后面，其差距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赶上的。造成日本这样的危机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体系，以及运行这一体系的教师。那么，日本的教师和美国的教师到底有何不同？
我在旧金山采访的一位女教师介绍了她的任职经过：“我的本职工作其实不是教师。我在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有一天闲逛时正好看到这所高中募集心理咨询员，我就成了心理辅导教师，解答学生的各种烦恼便是我的工作内容。可是，这所高中又缺数学教师，校长就对我说：给你加工资，请你带数学课。校长又告诉我，能当咨询员的人有很多。我怕自己的饭碗保不住，就答应了校长，成了数学课的任课教师。校长告诉我只要将数学课上成与学生一起思考的课就行了，这样的教育效果更好。”听她的叙述，让人感到她的教学完全是自己在学习。
在美国，数学老师很注重数式的理解教育，通常在黑板上写满了因数分解成立的理由，让学生了解其中的道理和原因，当然，有的学生对教师的讲解不感兴趣或理解不了，美国的教师对这样的学生多采取“撇开不管”的态度，让这类学生转到初级班学习，不因他们而影响跟得上进度的学生。
参观了美国的数学课，觉得非常有意思，回日本后便向日本的数学教师了解了一下方程式的教学方法，几乎所有老师的回答都一样，“方程式的成立理由暂且不管，先让学生记住式子”，“记住式子之后，成立的理由到时自然会明白”。不仅仅是数学，在日本，所有的课程基本都不是以讲解理由和提起学生的兴趣为前提的。
在教师的日美比较调查中，日本教师好的方面在七个选项中只有一项，即“学科知识丰富”，美国教师获得14.3％的肯定率，日本教师则获得24.4％。不过，其它选项上，对美国教师的评价都高于日本教师。其中“发挥学生个性”的肯定率日本教师只有3.8％，而美国教师高达66.0％。此外，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美国教师获得的肯定率也远高于日本教师，这让我们看到教育本质的不同。
让学生对学习感兴趣、有学习意欲应是教育的第一步，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会阻碍兴趣和意欲的产生，日本教师的“先记住，意思到时自会明白”的教学方法也许可以训练学生的“忍耐”精神，可是一开始就造成学生讨厌学习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败。
“意欲旺盛”是指对事物着迷的心情状态，着迷的前提便是对该事物关心和有兴趣。在物质富裕的时代，年轻人开始追求有趣、奇特的事。这可以说是“差异欲求”，差异产生于对事物的好奇心。美国的高中教师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以往不一样的事物和观点，并培养对它们的兴趣。有的孩子虽然感情不丰富，但认真执着，冷静沉稳，理解力强。发挥特长、唤起兴趣便是尊重个性的教育，调动学习意欲的教育。高中生一旦对某事感兴趣、决定“我要做这件事”，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选择当中，努力奋斗。
自由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教师巧妙地指导学生的选择才称得上好的教育。教师的日美比较结果让我们深思的，就是教育的本质。
注重个性、兴趣的教育体系，要比教师的教学方法更重要，这种体系即“选择”的体系。适应学生理解的教育，也就是实施“不同理解程度的教育”和“不同能力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