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义务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经费问题。是国家宏观投资政策把义务教育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也是要不要用国家财政来支撑和保证的问题。如果不抓住教育经费问题这个牛鼻子，不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摆进国家财政的盘子里，不能用“皇粮”来支撑和保证义务教育的发展，我们不仅不能真正的“普九”，而且会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犯错误，贻误整个现代化的推进。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７０％－８０％的国家里，考虑问题，不能不顾及这个人口的大多数。因此，研究九年义务教育，首先是要考虑农村，要从农村发展的需要，更要从农村的不富裕农民相对贫困的实际出发。
中国全局现代化的希望，在于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基本解决，而农民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的要走减少农民的道路，这就是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舍此，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农业产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最重要的是需要强化农民的参与能力、支撑能力和承受能力。而这些能力是否具备又取决于农民受教育的水平，这就需要九年义务教育作保障。因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好坏，左右着我国全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以战略眼光来认识和对待这个大问题。
九年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奠定一个人终身的资历、学习的能力及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本。现在很多农民都已经领悟到让孩子学习的重要性，把希望寄托于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上。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做到真正“义务”，相当部分农民子弟会因穷而再次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利，剥夺了他们的希望，很可能再次断送他们的未来，并可能使我们现在面临的城乡差距和“农”字问题长期拖延下去。
根据调查，现在有不少地方上报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是失实的。最近在四川，有位区政协主席反映，小学阶段，从入学到毕业，大约半数辍了学，初中生从入学到毕业，大约３０－４０％辍了学。据湖北的同志反映，一些农村中小学失学率已上升到３０％左右，个别贫困乡村的初三学生辍学率高达５０％。据了解，学生辍学的原因主要是贫困，贫困正在吞噬农村教育，贫困正在葬送很多孩子的前程。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农村中小学，不要说计算机教育的环境了，就连一般的办学条件都很差。教师的工资长期拖欠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严重。虽然中央已下令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财政支付，但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工资发放仍然步履维艰。一些地方的教师说，我们长工资是变成了送“空调”，是名义上调，实际不调。 县乡财政困难，不能低估，把教师工资压给县上解决，不等于已经解决。１９９４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我国县乡财政丧失了元气，改革后的１９９５年，全国县乡级财政赤字一下子增加２０倍，由４２．２亿元增加到８２７．７亿元。乡一级财政更加困难，最近在四川德阳调查，全市乡级债务总额高达２８．１亿元，全市乡平均负债１７６８万元，相当于乡财政收入总额的４．７５倍。四川遂宁市虽仅有三县一区，乡级负债额也高达９．４６亿，乡镇平均负债９００万元。由于县乡财政困难，九年义务教育造成雪上加霜。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为了防止经济上两极分化的发生，我们就要从战略上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国有资金的宏观投资政策需要调整长期形成的“锦上添花”取向，要把推进均衡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使命，在教育的投资上要更加重视“雪中送炭”。我国农村和农民在解放后几十年，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对他们长期以来“取多、予少”，国家财政用于９亿农民的分额直至去年才仅有５％。
今天，当我们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作为今后农村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应该考虑世界上１００多个国家对义务教育都由国家投资的做法，用“皇粮”把九年义务教育养起来，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共产党“身怀爱民之心、恪守爱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优良作风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