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育改革之必然

智力工程源于教育实践中诸多矛盾的思考，在我们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面对着“学生负担过重”这样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用钱老的话讲就是：现在我们的广大青少年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却过着苦难的童年。他们没有寒暑假，没有节假日，甚至连起码的玩的时间都给剥夺了。真是做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书，整天被关在学校、家庭里过着两点一线式枯噪无味的生活，负担实在太重，学得实在太苦，严重扼杀了学生右脑功能的发挥与创造能力的培养，长此以往，我们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历史的内疚。因为按美国神经生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研究表明：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是不对称的：它们是各司其职又有着明确的分工。左半脑主管语言、逻辑。具有分析的、数理的、抽象思维的功能，其操作是串行的、继时的信息处理，是收敛的因果式的思考方式，循序渐进，严格按逻辑程序进行；右半脑主管形象、图象。具有非语言的、综合的、直观的、音乐的几何图形识别的形象思维功能，其操作是并行的、空间的信息处理，是发散的非因果式的思考方式。人的创造思维尽管目前还众说纷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创造就产生在左、右两半脑协同工作的最佳状态，是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整合功能所产生的整体效应。其实，自然界早就以其朴素而平凡的事实揭示了一个最深刻的真理：任何新事物就产生在对立两极的和谐统一之中，不论是新思想的产生还是新生命的产生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道理。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误以为左半球是优势半球；右半球是劣势半球，甚至是盲区和哑区。所以现在有人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开发智力就是开发右脑。日本人还提出发展一种左侧体操以便更好右脑功能。因为左右两半脑对人体的控制是交叉的：发展左侧体操其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右半脑的发展。由是观之，我们目前的教育却只注意了左半脑的训练。因为背书、做题大多属于纯逻辑的左半脑的训练，而沉重的逻辑负担必将严重压抑右半脑功能的发挥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影响了一代人的健康成长。难怪有人批评我们当前的教育是在认认真真做坏事，辛辛苦苦害死人了。由于沉重的身升学压力，使第一线的老师很少有时间作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第一是实干；第二是实干；第三还是实干，根本顾不上什么左半脑右半脑的问题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区。但如果过分夸大右脑的功能，走向另一极端，同样是错误的。

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确实牵动着千家万户，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有关知名人士也一再呼吁，但实际情况却改善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还是只有“分数”这一把尺子、“升学”这一个模子，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看来，光靠行政命令和宏观控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教育阵地上这种落后的状态与知识经济社会对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要求形成了极为尖锐的矛盾，这预示着教育阵地上正孕育着一场革命。因为任何科学革命的前提就是原有的概念、理论体系在新的现实问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会感受到教育实践对教育改革的呼唤，都会出自于一个教师和公民的责任感非常强烈地去追求：问题在那里？原因是什么？出路又何在呢？如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社会对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呼声再高，国家化再多的钱，也培养不出国家所需要的第一流人才。当然办教育没有钱不行，但光有钱也是不行的。对教育来说，最大的贫困莫过于观念的贫困，“钱”是买不来一个现代化的。

当然，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时弊。但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也只能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去想一想自己对解决这个问题负有什么责任，该作些什么努力？

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指出：“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的其他学问和教育科学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其他也都难说准。”看来，任何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打碎敲都将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理论思考。从教育战线自身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人怎样思维？学习怎样进行？人才怎样成长等一系列本该回答的问题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所造成的盲目性。正由于此，才产生了一系列本不该产生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盲目性的驱使下，才不得不求助于“题海战术”、“大运动量”等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我们认为：面对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要有效地培养人才，就要探索思维规律、人才成长规律，认认真真按教育规律办事。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探索思维规律，打开大脑禁区，揭开思维奥秘，只有掌握规律，才能赢得主动。一个平凡而又非常令人深思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孩子怎样认识妈妈的问题。这个问题平凡得简直不会让人注目，却又深刻得成了当前人工智能专家们研究的尖端课题。当然作为一个教师尽管无意也无能去解决“模式识别”这样的尖端课题，但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应有的启示。尽管这是一个尚待揭开的谜，但起码可以认识到的一点是：现在我们教孩子学习的办法与孩子认识妈妈所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办法：孩子认识妈妈是一种“整体感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儿童由其呱呱坠地就在妈妈的怀抱里感受着妈妈巨大的爱，吃着妈妈的奶，倾听着妈妈的轻言细语和美好的歌声，时时刻刻和母亲接触，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整体感受机制，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甚至是轻而易举地就认识了自己的母亲，获得了在巨大干扰的人群中也能迅速地认出自己母亲的能力，这是近代计算机所望尘莫及的。与此相反，现在我们的教师教学生认识妈妈的办法和孩子认识妈妈的过程完全相反：我们是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的、完整的妈妈分割成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先是板起面孔说教：第一章 第一节：“关于妈妈的头发”，第一节：“头发的直径”；第一小点：长度的单位：“cm”、“mm”，这跟“妈妈”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难怪学生会说：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事实上，我们物理教师讲力学时，不正是这样吗？把一个生动、丰富的物理世界分割成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然后就板起面孔说教：“今天我给你们讲：第一编：力学；第一章 机械运动；第一节：“匀速直线运动”，第一小点：“质点”。“什么是质点呢？质点就是一个没有大小的几何点”。在现实生活里你们是找不到的；这是一种“理想模型”，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真是越讲越玄，使不少学生就像走进了一座理论的迷魂阵一样。难怪经常有不少学生惊呼：“坐飞机了！”，“坐火箭了！”。教学效率较低，教学质量不高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应该说：抽象化、概括化、严格的逻辑程序是人类认识过程的最后阶段，以牛顿力学为例，这是牛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长期科学实践的结晶。但在达成这个最后认识阶段之前，人们经历了多少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多少艰巨的代价，历尽了多少混淆、模糊，甚至错误的经历，但所有这些都被严格的科学逻辑筛选得一干二净，看不到半点踪影了。而当我们今天教孩子们接受这份精神财富时却忘记了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固有规律，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稍加简化就把人类认识的最后结果全盘端给了开始认识的学生，仅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学生也会和我们一样去思考和认识问题，这就完全违背了这个年龄阶段上认识事物的特定方式和固有规律，这实在是一种“颠倒”。正是这种颠倒超越了大多数学生的承受能力，导致了极大的矛盾冲突，势必加重了学生负担，造成了化时较多而收效甚少的严重后果。面对人类智力开发这样一个最复杂的对象，我们却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只是因为人的高度主观能动性，掩盖了许多实际存在着的矛盾。因此，教育科学的全部科学与艺术之所在就是要解决好人类认识的最后结果如何与开始认识的学生所固有的认识特点如何“匹配”或“接口”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新时期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探索思维规律，打开大脑禁区，揭开智慧奥秘，只有掌握规律才能赢得主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这样一门复杂科学的探索和主体科学的发展，远不是“不准”所能解决的。智力工程的提出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是教育改革之必需，也是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