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那个时代，各个诸侯国都有一些诗歌在周天子的王土上广为流传。诸侯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士大夫的议政、闲聊都常引用其中的诗句，那情景与我们在“文革”中的言必称马列，说话必引语录颇相类似。有鉴于此，孔子将其中引用最频繁的三百零五篇选编为一部诗集，以便于士大夫们背诵、引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诗经”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与“文革”中的红宝书毫无二致，想来也是人手一册的。但是，孔子对使用该书的情况并不满意，他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用白话说，那意思就是“把《诗经》读得滚瓜烂熟，让他去从政，却弄得一蹋糊涂；派他去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谈判应酬；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旗帜鲜明地反对死记硬背，提倡学用结合。按我们今天的观点，孔子的这番言论是完全符合素质教育范畴的。这也是笔者所见到有关提倡素质教育的最早文字记载。
至圣先师就是至圣先师，在人类已经向太空发展的今天，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仍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他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