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有学校教育早了去了。据说都是“公”办的。到孔夫子，他才是第一个私人办学的人，并成就为“万世师表”。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殁于公元前479年。算来已是2500多年的事了，还不够早吗？
一部《论语》，是师生的答问集，那时的学生可以提问，也敢于提问，虽然规矩挺大，子路“率尔而对”，“夫子哂之”。到唐朝，看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既然“解惑”，当先有所问，也还是可以提问的。
不知什么时候，学生是不能提问的了。一个生动的记载，见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这风气，也算传统吧，延续至解放以后。算来也40多年了，曾经发动过反对“满堂灌”，反对“填鸭式”的教育的运动。因为是运动，所以也就一动而止。我离开中学讲台也40年了，不知今日的学生，课堂上怎样。看电视，小学生是反背双手，正襟危坐，不准提问的。
现在好了，中学生“舌战”科学家了，在中国科技馆，面对六位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第一个是北京市101中学高一年级的钟波同学，问的是：“怎样解决北京用水泥铺设的运河河床而带来的水质问题呢？”不知道是科学家不知所措呢，还是记者没有记下来，总之没有下文。不过，我从报上知道，这是“建首善”的一个敏感问题，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发表过反对意见，而有关部门依然我行我素。尤其是一位女同学“直接用英文向美国SAN JOSE州立大学物理系的林磊教授发问”。我用“尤其”，是因为中国学生虽学外文，而多哑巴，母语且不敢说，何况外语哉！同胞且不敢问，何况异胞，又是大人物！
要提问，就要有独立思考。有独立思考了，还要敢说话，才有问可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关乎我民族我国家的大事，因为敢想，敢问，敢说话乃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个性表现，是一种好学多思的精神，不顾利害不怕权威的浩然正气。今天十几岁的中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就是二三十年后我民族我国家的精神面貌啊！
整整一百年了，1900年梁启超先生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今天读来，依然是一种警示。
临末，深感抱歉，我还有一愿，但愿这场“舌战”不是事先策划好的，没有导演，没有做戏，而是发自中学生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