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听说过“恶补”，只听说过“恶病恶治”什么的。这“恶补”大概近似于“恶治”，“恶”表示“补”的方式和力度。之所以要用“恶补”的说法，是因为这些行为规范“属于常规性教育，是底线道德教育，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应做到的要求”，本来是小学生学习的内容，现在让大学生来补小学生的行为规范课，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似乎非“恶”不足以“补”了。
其实，这些基础性教育不独大学生需要，恐怕各行各业都需要。不节约用水，随地吐痰，乱扔烟蒂，如厕不冲，买饭加塞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固然“见怪不怪”，在别的地方何尝没有？说到小学生应该学习的东西，比如不说谎就是一条。可是，只要看一看社会上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的现象有多少，就知道有多少大人在说谎了。基础性教育是大家都需要的，只是层次不同而已。
大学生都是从小学生过来的，为什么小学生能遵守的行为规范，比如“要守纪律，不作弊、迟到、早退”，许多大学生反而做不到呢？难道他们在小学里学会的东西，上了大学就“忘”了吗？这似乎说不通。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背后必然有某种规律。
小学生学会了行为规范，是一个从不文明到文明的过程；大学生又“忘”了这些规范，是一个从文明到不文明的过程。从不文明到文明再到不文明，在哲学上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有时仿佛是向旧的东西回复，但这只是形式相似而性质并不相同。如果以为大学生的文明和小学生的文明、大学生的不文明和小学生的不文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则大谬不然。小学生的不文明，尚处于蒙昧时期；大学生的不文明，则是以比较丰富的文化积累为背景的。小学生的不文明，是“自在”的不文明；大学生的不文明，是“自为”的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的不文明，正是一种“自觉”，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不自觉”。小学生的不文明，建立在自我意识尚未完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远未确立的基础之上；大学生的不文明，则建立在自我意识基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确立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同属文明或不文明，层次不同，性质也不同。
既如此，那么对大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恶补”是否有效，就值得怀疑。在“补”的内容上，对小学生属于启蒙性的教育，未必适合大学生，因为大学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规范，如果让他们写论文，肯定能写出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在“补”的方式上，对小学生可以是强制性的措施，对大学生则强制未必有效。针对大学校园的不文明现象，天津市教委组织了各种教育活动，下发了《校园文化规范》、《大学生行为规范》、大学生行为的“六要六无”、“四要四不要”等。这些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还停留在浅层次上，重于治标而轻于治本。对大学生来说，恐怕还需要从深层教育入手，标本兼治。
谈到大学校园不文明现象的原因，天津市教委学生处的一位负责人说：当前的中小学行为教育，硬性要求和强制的多，实施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学生并没有形成自律习惯；而学生一旦到大学，许多行为完全靠自觉自律，一时难以适应，无法把握自己，甚至连最基本的行为要求也做不到了。这无疑触及到了大学校园不文明现象的根源。然而，小学生做不到自觉自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学生对许多事物还处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同小学生、中学生比起来，自觉自律更应该是对大学生的要求。既然中小学未能教育学生养成自觉自律的习惯，那么大学生再来“恶补”小学生的行为规范，效果必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