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疑惑的是，我们的小学生一定要知道雷锋吗？知道雷锋才会去做好事吗？不知道雷锋，小学生就不会给老年人让座了？知道雷锋就那么重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始终一厢情愿地高居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的“超道德”层次上，这使我们对雷锋的宣传也只能高居在“神”的层次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非人化”的宣传呢？
殊不知雷锋也有在篮球场上被大个子耍得团团转的时候，雷锋也曾专注地与战友打扑克(《辽沈晚报》3月1日)。将雷锋放到神的位置与我们那种一厢情愿式的品德教育，实际上恰恰拉大了雷锋与普通人的距离，也恰恰会使我们的道德资源日渐枯竭。
一个老人节衣缩食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连鞋子都用纤维带系，他把节省的钱用来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我钦敬这位老人，可我反对当地政府提出的向这位老人学习的号召，因为，向这种行为学习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乐趣，是在将我们带到一个道德的死胡同。
读《论语》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提出种种道德标准时，前面总会有一个主语--君子，也就是说，孔子并没有摆出一副道德家的面孔去裁判别人。孔子是通达的，要不他也不会在其弟子子贡放弃奖赏时，给他讲人类有趋利避害之本性，并让子贡去国库领奖。
我们这个社会也是通达的，至少它承认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存在着处于中间的正常人，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正常并非生理意义的，而是说那种具有正当个人利益和自由选择的个体。我相信这样一条规律：一个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越高，人们就越难以实行，从而人们实行的道德行为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会越恶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面包商提供给我们可口的面包并不是他的品德有多么高尚，而是他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糊口。我们的道德行为实际上更多基于日常生活层面的道德意识，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化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知道雷锋并不会妨碍我们做好事。
我们的道德教育更缺少的是最为基本的做人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知道雷锋也许更利于我们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