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中有30％的人存在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却很有限。一些高校开设了心理课，但这些课程仍以传授知识为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环境离得太远。不少高校也设立了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一类的机构，但这样的中心要么门可罗雀，要么成为个别依赖心理极强的学生寻求保护的地方。心理问题，正在成为高校面临的学生工作难点之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俞国良认为，目前很多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被学习成绩所掩盖，一些“好学生”的内心非常孤独、冷漠，这种人格上的缺欠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智力发展，但在只追求分数而忽视全面素质发展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不出来。在心理学上，这种人群被称为“心理障碍症候群”，一旦有适合的机会和环境，他们潜在的病态就会表现出来。“伤熊事件”只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例而已，类似的事例还有。要真正挽救刘海洋这样的学生，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一门课程，更必须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生存环境相结合。俞国良特别强调了“体验”的意义。他说，母亲对刘海洋的爱是单向的，同学与刘海洋的交往是单向的，刘海洋总是处于自我中心，缺乏与自然、环境的交流，从没有体验过关爱别人，这是他缺乏自我控制力的原因之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尊重生命个体的意识，也没有攻击人或动物的“私人空间”的犯罪感，为了一点“好奇”就动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试验”，而且完全出于无意识，这说明他的心理极不成熟，与其年龄反差太大，处于“童稚期”。而这一事件本身，再次证明了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对于压力大、学业重、期望值高的大学生而言。
思想品德课、法制课、政治课是大学生必修的课程。刘海洋当然也上过这些课，而且成绩也不差，但这些课何以对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不少高校德育教师告诉记者，德育课在大学的处境“比较难”，这些课能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主要看老师“讲得好不好”，而且一些学生对这类课程的态度也是虚以应付。
首都师范大学德育教研室主任赵君华说，德育课必须在提高学生文化基础、人文基础的前提下，进而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德育教育应该与知识积淀相结合，在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建立人文精神，是提高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赵君华指出，人文素质是道德素质的基础。人文精神就包含着关爱、交往、对自身精神人格的把握等内容。而这些，正是刘海洋极其欠缺的。同样，这也是一些大学生普遍的薄弱环节。因此，高校德育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德育工作者们指出，加强德育，绝非是强化灌输手段，增加上课时间。道德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人的内在品德，二是指整个社会的规范。大学德育课应该是大学生通过学习社会规范和文化知识，引起其内在的认同，进而提高道德水准的过程，必须通过知识的“内化”，做到“知行统一”，达到教育的目的。
成长环境不完整，是刘海洋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单亲家庭、独生子女，往往使一些学生的成长环境受到损害。过分地溺爱、管制、纵容、压抑……都会使孩子产生不良情绪，心理受到伤害，进而在人格、道德上留下欠缺。
一位老师说，她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大学生们给自己和自己这个群体的道德打分。结果，学生们普遍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高于整体的道德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不拘小节”的人太多了。由此，这位教师得出结论：给大学生讲基础道德太有必要了。大学生的道德，就应该从“主动擦黑板”、“主动向老师打招呼”做起。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00级学生孔祥乐说，在当今社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竞争”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更倾向于：是否能在工作中顺利地完成任务，能够击败对手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地位。这种标准无形中使人们忘记了最根本的“德育”，使学生在平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分数、钻研学术上，同时一些做人的最基本素质的培养被忽略，比如社会责任感、善良、正直、正义等。然而这些素质是一个人才应有的必备素质，作为祖国未来栋梁的大学生更是如此。
造成部分大学生道德水准不高、心理素质较差的原因并非只存在于学校。不少教育工作者指出，学生出了差错，并不能简单地说某某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水平不行，而是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警惕。只有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类似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当然，作为知识结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学生来说，人格与心智同步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如果心智的增长伴随着人格的失落，那么受害者将不仅仅只是几只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