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伟大成就，由此，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任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应该具有比过去更高的目标，进一步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科教兴国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只是在85%的人口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部分地区普九的基础也还比较薄弱，尚未达到教育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教育经费体制的改革，如果某些矛盾没有处理好，有些地区的义务教育甚至也可能出现反复和滑坡。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阶段称之为“后普九阶段”。我个人认为，充分认识这种所谓“后普九阶段”的特点，了解它与过去普九的联系和不同，以及它在各个方面的新变化等，对我们更好地实施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更高水平和高质量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从政策上看，如果我们把过去义务教育普及阶段的政策模式称之为“实现模式”，那么，我们则可以把“后普九阶段”义务教育应有的政策模式叫做“巩固模式"。在实现模式中，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具有十分清楚的定量化的特点；但是在巩固模式中，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往往是多方面的，而且常常具有定性的特点。例如，它既要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又要巩固已经达到的水平，防止反复和滑坡，还要进一步扩大普九的范围等等。同时，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本身的内涵往往也是比较丰富和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义务教育的政策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另外，在实现模式中，普九作为重中之重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与其他教育领域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政策调整本身的对象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巩固模式中，由于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在巩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由此，人们对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领域的关系的认识常常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和不同，甚至可能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巩固本身的“弹性”而出现忽视义务教育的现象。所以，在“后普九阶段”应该充分重视义务教育过程中的难度和困难，并继续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
其次，从“后普九阶段”的目标和特点来看，这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至少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变化和问题。
第一，在继续扩大义务教育的普及范围和数量的同时，应该将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作为“后普九阶段”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并通过不断提高质量带动整个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
当然，应该承认，在“后普九阶段”，继续保持基本普九的成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它仍然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包括防止出现滑坡等现象。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继续保持义务教育的基本普九。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维持已经达到的水平。
而且，随着整个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即使在那些目前还没有实现普九的地区，也不得不按照一种新的要求来实现普九。充分重视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提出切实可行和多元化的质量标准，是完成“后普九阶段”义务教育目标和任务的关键。
第二，在继续抓好体制层面改革的同时，应该更多重视和强调学校层面的改革。尽管“后普九阶段”仍然需要体制改革方面的支持和依托，但是，由于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学校层面的改革将成为影响整个阶段义务教育深化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因为，无论是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还是发展和扩大优质义务教育的任务，都必须更多地依靠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如果没有学校层面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整个阶段的目标。可以这样认为，体制的改革可以为提高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创造和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和平台，它本身并不直接提高教育质量。而具体和直接影响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应该更多的依靠学校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重心从体制的层面转向学校的层面，也是其他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经验。
第三，在继续抓好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教学改革，并且把教学改革作为进一步深化各项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无论是扩大和巩固已经实现的普九成绩，还是不断扩大和进一步发展优质的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后普九阶段”，义务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实现之前体制改革的任务与特点是不同的。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阶段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因此，这样一种新的体制改革必须与教学改革结合起来，并通过教学改革促进整个体制改革的深入。例如，在这个阶段的体制改革中首先应该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有关体制改革，包括教师的培养体制，培训体制，分配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又如，在这个阶段中应该牢牢抓住评价体制或制度的改革，包括中考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深化课程体制的改革，发挥国家、地方和学校几个方面的积极性等等。
过去，我们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仍然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的重中之重。继续保持义务教育的重要地位，是我们在“后普九阶段”实现各项目标和任务的根本。
田慧生：“普九”之后，发展高质量教育和优质教育的任务已经提出，高质量的教育需要教育科研的支撑。教育科研在中小学受重视，这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必然结果。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科研对基层学校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受到了普遍欢迎，一些地方自发提出了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口号。在对教育科研的需求增加背后，正是教育科研自身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在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教育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借助科研带来的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教育科研在中小学得到重视，这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必然结果。“普九”为教育科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科研人员也应当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把握机遇，和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普九”之后，发展高质量教育和优质教育的任务已经提出，高质量的教育需要教育科研的支撑。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转变教育教学思想，当前，常规的教育体系和内容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对先进教育理念的要求更迫切，应当注重以思想观念的转变为先导来促进教育教学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正产生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一些发达地区，如何用信息化来带动教育现代化，如何使信息化在教育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高质量教育的核心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通过参与教育科学研究，他们可以接触到大量前沿信息，获得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方法。这些都离不开教育科研的推动。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育科研不再是高墙深院中的东西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最富生命力、最有活力的成果产生在基层的中小学，在教育教学一线，教育科研离学生和教师很近了。中小学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又反过来丰富发展和促进了教育科研，身处教育教学一线的中小学为教育科研提供了深化和发展的舞台。
对一个中小学教师而言，该怎样理解教育科研？他应当注重研究什么问题？他所要研究的课题不是来自书本，而应是来自学生、来自课堂，来自自己的工作实际。教师的研究不一定要上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但是要结合实际，能够对实际工作产生作用。
教育科研成果应当是多样化的，并非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才是科研成果。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科研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面向一线、面向实际工作、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产生很多很优秀的教育科研成果。很多优秀的一线教师把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记录下来，把教学中的新奇感受记录下来，也能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优质教育既包括硬件设施的建设要达到水平，更包括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高水平的师资和良好的教育环境。硬件设施的高水平和师资水平、教育理念落后等之间的反差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鼓励教师参加教育科研，对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重要帮助。
扈中平：如果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及由此对人才所赋予的价值特质来看，不得评价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有两个问题必须先考察清楚：一是什么是人才，二是这种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什么是人才？人才首先与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有关，一方面要看他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是否能为之服务；另一方面要看他是否符合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此外，人才还与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有关，如果个性没有得到张扬，生命没有被注入活力，对幸福没有切实的感受，那这种人才的素质也是要大打折扣的。说我国的基础教育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是基于传统和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而言的，是基于这种人才大体满足了传统和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而言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及由此对人才所赋予的价值特质来看，不得不承认基础教育还必须进一步提高质量。
判断教学质量的高低首先有一个教学质量观的问题，基于教学主要是用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一教学质量观来衡量，我们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从教学主要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的角度看，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究竟应该主要以哪种教学质量观来评判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这理所当然取决于何种教学质量观更适合社会进步和现代人发展的需要。站在这一立场上，后一种教学质量观更先进，人才观也更先进。
中国基础教育培养出了不少人才，但这种人才的特质与西方发达国家所讲的人才有很大区别。杨振宁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演讲中指出，美国中学生在考试中是比不过亚洲学生的，他们常常只能考倒数的名次。杨振宁概括说：美国学生兴趣广泛，亚洲学生则往往钻入狭窄的专业；美国学生东跑西跑，亚洲学生按部就班；美国学生活力充沛，亚洲学生安安静静；美国文化培养学生勇敢，亚洲文化则训练学生胆怯；美国学生有自信心，亚洲学生则没有自信心；美国学生傲慢，亚洲学生谦逊……评价一种教育，不仅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了某种特质的人才，还要看它是怎样培养出这种人才的。中国基础教育培养人才的确有其长处，如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熟练、认同感较强等。在分析基础教育质量的同时，值得重视的是：基础教育不能以摧残和破坏人的发展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在促进学生素质提高的同时，要注意减少与之相关联的牺牲和代价。从群体意义上讲，基础教育要避免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少数人的发展；从个体的意义上讲，基础教育要避免以牺牲和破坏人的创造性和个性为代价来换取认同感和共性的发展。不能让学生在获得教育者所期望的某些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自信心以及个人的诸多兴趣和爱好，甚至部分牺牲他们的童年、青春和健康。学生在教育中更多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不是愉快而是痛苦，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不是自由而是压抑，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这样的教育即使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一位美国教育家在考察了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有许多长处，值得美国借鉴和学习，但美国绝不想把中小学教育办得像日本那样，因为日本中小学生为在发展上所获得的某些优势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
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我们应该考察社会发展趋势，反思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不足。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而这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基础教育的人才观和质量观。
评价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有两个问题必须先考察清楚：一是什么是人才，二是这种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什么是人才？人才首先与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有关，一方面要看他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是否能为之服务；另一方面要看他是否符合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此外，人才还与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有关，如果个性没有得到张扬，生命没有被注入活力，对幸福没有切实的感受，那这种人才的素质也是要大打折扣的。说我国的基础教育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是基于传统和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而言的，是基于这种人才大体满足了传统和现实的主流需要和主流价值而言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及由此对人才所赋予的价值特质来看，不得不承认基础教育还必须进一步提高质量。
判断教学质量的高低首先有一个教学质量观的问题，基于教学主要是用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一教学质量观来衡量，我们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从教学主要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的角度看，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究竟应该主要以哪种教学质量观来评判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这理所当然取决于何种教学质量观更适合社会进步和现代人发展的需要。站在这一立场上，后一种教学质量观更先进，人才观也更先进。
中国基础教育培养出了不少人才，但这种人才的特质与西方发达国家所讲的人才有很大区别。杨振宁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演讲中指出，美国中学生在考试中是比不过亚洲学生的，他们常常只能考倒数的名次。杨振宁概括说：美国学生兴趣广泛，亚洲学生则往往钻入狭窄的专业；美国学生东跑西跑，亚洲学生按部就班；美国学生活力充沛，亚洲学生安安静静；美国文化培养学生勇敢，亚洲文化则训练学生胆怯；美国学生有自信心，亚洲学生则没有自信心；美国学生傲慢，亚洲学生谦逊……评价一种教育，不仅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了某种特质的人才，还要看它是怎样培养出这种人才的。中国基础教育培养人才的确有其长处，如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熟练、认同感较强等。在分析基础教育质量的同时，值得重视的是：基础教育不能以摧残和破坏人的发展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在促进学生素质提高的同时，要注意减少与之相关联的牺牲和代价。从群体意义上讲，基础教育要避免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少数人的发展；从个体的意义上讲，基础教育要避免以牺牲和破坏人的创造性和个性为代价来换取认同感和共性的发展。不能让学生在获得教育者所期望的某些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自信心以及个人的诸多兴趣和爱好，甚至部分牺牲他们的童年、青春和健康。学生在教育中更多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不是愉快而是痛苦，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不是自由而是压抑，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这样的教育即使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一位美国教育家在考察了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有许多长处，值得美国借鉴和学习，但美国绝不想把中小学教育办得像日本那样，因为日本中小学生为在发展上所获得的某些优势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
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我们应该考察社会发展趋势，反思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不足。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而这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基础教育的人才观和质量观。
周稽裘：在江苏，我们比较早地提出了教育现代化，但是今天，我们曾经认可的现代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处在这个多种文明重叠的时代，对教育现代化的理解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
怎样把基础教育带到世界、带到未来、带到现代化中去，这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江总书记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一种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这也是对新时期基础教育发展的希望和要求。
在江苏，我们比较早地提出了教育现代化，但是今天，我们曾经认可的现代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200年前工业化起步时候所理解的那个现代化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谈论后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在同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不同文明叠交的现象，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处在工业文明中，但是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可能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信息文明的曙光。处在这个多种文明重叠的时代，对教育现代化的理解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
我认为，现在有几个东西交叉在一起。第一个是后现代化，它本身应该有两个含义：一个可以称为“第二次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现代化而言的再一次现代化，传统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而新的现代化是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以后产生的，信息化、全球化成为这种新的现代化的拉动力。我们面临着再一次现代化，这是后现代化的第一个含义。另一个可以称为“反传统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就是反现代，传统的工业化带来了生态平衡破坏、人文精神丧失，反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工业化的弊端进行矫正。在中国，除了后现代问题外，传统现代化的进程尚未完成，例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传统工业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就既要继续前进完成工业文明的发展任务，又要再次现代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反传统现代化。
我省苏南大多数地区已在最近七八年里启动了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因素是投入，我们大面积改造了原来的学校，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技术，给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从宏观上讲，起步阶段的江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经历是跟传统工业化基本相适应的，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实现下一步的跨越？要靠信息化，用教育的信息化来拉动下一轮的教育现代化，但是这个信息化绝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网络、计算机，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更通俗的是知识化，信息化就是知识化，在下一轮发展中，要改变教育发展的主要投入要素，从主要是“物”的要素真正转变到观念、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上去，具体的物质依托从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上来看更应该是对科学技术的依托，是对信息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的科学应用和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的依托，教育现代化应该建立在这些基础上去考虑。
新的教育现代化必须突出的首要问题是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基础教育要考虑的是，能不能为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转变准备好堪用的优秀劳动者，要通过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来实现。真正体现科学精神的科学教育带来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而且带来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必须通过鼓励学生动手做来进行，而不能仅仅通过看别人做来学知识。让孩子在自己的实践体验中加深与自然的联系，与社会的联系，与丰富人生的联系，并在老师指导下，在与小伙伴合作中间，发现问题寻找答案。在这样一个倡导和崇尚创新的年代，课程的边界大大扩展了，这个课程是学生和老师共同创造的。我们必须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包括对教师角色和地位的挑战。
第二个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今天的人文精神怎么来体现？不是过去文化简单的再传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共性之一是创造，创业者应该有的人文精神是什么？创业者的人文品质是什么？首先他应当是个强者，要创新要创造必须是勇敢者，敢于跨入个人阅历中从未经历过的新征途，同时又必须是坚强者，在受到失败和挫折后能爬起来再干，其次是富于社会责任感，创业者与就业者的区别就在于不是排他性地竞争就业机会，而是为他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是主流，今天的学校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应该在传统意义上再发展，在继承、发扬的前提下进一步创新。
谢维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扈中平，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周稽裘，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田慧生，博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兼教育实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