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育属于普遍教育———基础教育，绝大多数国家都严格控制基础教材编辑、出版、发行渠道的利润，政府还同步在税收环节予以优惠。惟独我国，因基础教材的出版、发行环节为官办的教育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垄断，致使该产业成为仅次于烟草行业的暴利产业。公开见报的材料披露，教材垄断产生着年人均创利9万元的厚利。
去年全国教材市场的销售额为90亿元。在出版环节，教育出版社就独占其中的一半，以实际利润高达10％计，其获利至少在5亿元；而在发行环节，新华书店以5折至6折的批发价获取独家经销权，再以计划订购的形式卖给各级学校。转手之间，至少有占教材标价30％至45％的暴利为各级新华书店瓜分。
我国人均GDP排列世界第100多位。国家之所以贫穷，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落后，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原因。而另一方面，若按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折算，国内的教材价格又是世界上最贵的少数国家之一。事儿整到这般田地，皆因为教材的官营。
教材长期官营，保护了僵化落后的出版发行“主渠道”，使其不必面对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眼下，出版系统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教材的出版。甭说社会各界，就说体制内的其他出版社，对此也极为不满。而对于体制外的民间出版力量，更属一种极不公平的排斥。
新学年教材价格出现微降，得益于北京市在内的部分省区市开始尝试教材由官办出版社之间招投标出版。经业内人士测算，若此项试点在全国推开，基础教材的价格即可普降10％，而若允许民间的出版力量参与出版竞争，价格则可下降20％左右。
再看发行环节，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县以下网点几乎已全军覆没，县市两级的“主阵地”也早被市场冲了个稀里哗啦。可县以上“新华人”何以依然不思改革？关键就在于教材发行的巨额暴利可供“按需分配”。可见，庞大臃肿的“新华大军”与其说吃着“事业大锅饭”，不如说是靠着“盘剥”广大学生家长才活得有滋有味。
和药品价格的虚高类似，教材价格的虚高同样是旧体制之“痛”。垄断性行业或产业，改革的诉求来自于市场和舆论的双重压力。可是，由于垄断的封闭性，引进竞争机制———允许竞争的决心得由政府部门来下。所幸的是，前不久，国家体改办、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了《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小学教材改变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单一渠道，实行竞标出版发行成为《意见》最核心的内容。《意见》同时规定，此项“教改”于9月起率先在全国10个省区市试行。可以预见，到明年春季，中小学教材的价格仍会下降（特别是发行环节）。
当然，垄断的堡垒并非轻易可以攻克。就“教改”而言，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挠是可以预见的。好在“市场”毕竟不允许某些人、某些部门长期无视百姓的利益而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尤其是，“教改”的方向关联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