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知多少
有统计称，上海现有民工子弟学校519所，在校学生12万余名，教职工约5000人。但是，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学校自己，都肯定地说“绝对不止”。
无法统计的原因，在于很多所谓的“学校”根本就不是学校。据知情人透露，目前还有数量不少、招生不多、尚未被发觉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办学点。
最早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大约创办于1993年。在1998年国家对民工子弟学校政策放宽后，达到办学高潮。
500余所民工子弟学校中，只有极少部分既经流出地有关部门同意，又在上海教育部门备案，但没有一所在流入地取得过办学证书。流出地出具的资质证明也五花八门，有的是“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有的甚至是“营业执照”，有的则盖了外地政府驻沪办的印章。
都办在哪儿
除黄浦、静安和卢湾三区外，民工子弟学校几乎遍及上海，且大都分布在城郊结合部。一位办校者承认：交界处“是管理的真空地带”，一个村里有十几所学校不足为奇。
规模有大有小。据估计，在校学生1000人以上的，有近20所；500—1000人的，占20％；200—500人的，占50％；100人以下的，约占10％。规模在500人以上的学校，目前的运转情况还行。
校舍普遍较差。最大的隐患，是安全问题。由于生源不足，许多学校有校车接送，但超载现象非常严重。
谁是主办者
清一色私人办学，没有合法手续，大多数为家族化管理，丈夫当校长，妻子管财务，亲戚朋友当老师。一家几口多处办学的，也大有人在。创办人中，80％以上来自安徽省六安地区。因此有人戏称：办学成了六安人闯荡上海滩的主导产业。
校长多为中等学历，但也有像黄先珍这样的大专学历，还有文盲和半文盲。一部分人有过教师经历，相当数量的是从包工头、菜农、小贩、厨师、清洁工、保姆等“转岗”的。不少校长现在仍然兼顾多业。
教师多为外地有学历的人，以高中、大专为多，但多数没有教学经验。近年来，一些上海本地的退休教师也加盟其间。教师流动性很大，劳资矛盾突出。
收入支出如何
学费一般在每学期350—500元左右，可月付，可拖欠，可“讨价还价”。除上课外，其他花钱的活动（如春游、参观、计划免疫）基本没有。相应的公立学校，学杂费差不多，但赞助费、借读费在1000—2500元之间，另行收费的（包括统一校服）每学期约几百元不等。
大笔支出主要花在校舍租借、教师工资，以及为争夺生源、购置大中巴车接送远区孩子的费用上。一般来说，生源能保证的话，当年办学，好的当年就可赚回投资，差的一两年。
政策是什么
1998年8月，上海市教委与市公安局颁布了《上海市外来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管理，妥善解决和处理他们的就学问题，并加强对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之后，各区县也各自制订了相应政策。总的说，由于政策只具指导性，没有强制要求的标准，操作起来很困难。各区情况不一，态度也不同。
公认对外来流动人口办学管理比较开放和科学的浦东新区，日前成立了“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管理领导小组”，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办校条件、申办手续等，制订了操作性较强的详细规定。现正等待区政府下发。同时，他们将在区内60个办学点采取“关停并转留”措施。设想是：留下20—30所，原则上每镇保留1—2所。委托教育中介评估机构，对有关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资质、教学质量等进行监管。对其中优秀的2—3所，拟在今明两年颁发“通行证”，纳入新区民办学校管理范畴。换句话说，上海第一所合法的民工子弟学校，有可能很快诞生。对条件不太好、一时又关不掉的，实行整改措施，以观后效。对设在民房、猪棚等的办学点，坚决关掉。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本报记者 吴焰)
民工子弟学校：取缔与漂泊
汶水路上，阻塞带来的嗽叭声与埋怨，飞扬的尘渣与喧嚣，无所顾忌地抛在路上。
黄先珍戴眼镜，着一身料子不好的套装。她曾在安徽霍邱县姚李镇一所村小教了30年书，现在是安徽驻沪新星小学的法人代表兼教师———她在上海开了个专招收外来民工子女的学校。
新星小学在汶水路南边一条地图上没有的小马路上呆了5年。不久前，因属“非法办学”，闸北区内所有民工子弟学校被区教育部门取缔。新星小学无奈，把校舍搬到了路另一边的宝山区。
“说我非法办学，我至死不服。”黄先珍满腹委屈，“我是在做公办学校做不到又不愿做的事。”
十几张招生广告，一间二室一厅，三位老师———
“新星”小学升起来
黄先珍的家乡是霍邱，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外出打工者极多。1995年国庆节，黄先珍跟着打工的亲戚第一次到上海来玩。有两件事对她刺激很大。一件是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与家乡形成强烈反差。另一件是，亲戚家隔壁有一所安徽人办的民工子弟学校，不大的旧屋里，40多个孩子自带小方凳，老师是位只读过几天高中的老头。黄先珍诧异极了：“这也叫学校？我来办，准比它强！”
其时，安徽人在上海办类似的学校已蔚成风气，乡亲中流传一种说法：“办学比打工、做小生意收入高、地位强。”所以，第二年带完毕业班，黄先珍下了决心：走，到上海办学去。
办学的第一步，得有校址。在一位同乡帮助下，黄先珍花400元租了一间房，连夜自拟招生广告，并用排笔写了大标题，强调自己的教师背景，标出收费标准：每学期260元———比家乡高出三四倍，比上海公办学校的普通学杂费低了不少。广告贴出后，不少家长赶来，要查看黄先珍的身份证、教师资格证，生怕被骗了。几天下来，报名的学生真不少，黄先珍重又花了500元月租，在农民新村租下一套二室一厅。
这套不到4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就成了新星小学第一批56名学生的校舍。当时，一年级学生有40人。她从老家招来两名中专、技校毕业生，三人承担四个年级的语文、数学课。这房子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新星”小学就这样在上海“升”起。
学校规模大了，黄先珍的不安却多了。没有“名分”，便是没有根———
“我也不想非法办学”
一学期下来，新星小学的教学质量得到了民工们的认可，学生增至90多人；到第三个学期，黄老师又在附近租了两间民房。
以后，每个学期的招生数都大幅上涨，校址也不断地变。几经漂泊，最后落脚到一处闲置的汽修厂厂房，每年7万元租金。到今年上半年，学生已达780多人，平房上又加盖一层。老师增至17人，大都来自安徽，也有外省的。学校的收费标准提高到320元一学期。
黄先珍自豪的，是她对生源的“梳篦”式吸收，现在，学校周边民工的适龄孩子中，几乎没有不上学堂的。有的民工收入很低，黄先珍就酌情减免甚至分文不收，或允许拖欠；有残障的孩子，学校也收。不少学生在这里读到初二后回老家参加毕业考，还名列前茅。
新星学校越办越大，黄先珍心底却一直不踏实———没有“名分”啊。黄先珍手里攥着家乡政府出具的社会力量跟踪办学的许可证，拿着1998年3月原国家教委、公安部制订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特别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设立条件酌情放宽。但教育部门的回答是：“酌情放宽也得有起码标准呀。你们硬件软件都有问题，我们怎么敢审批？”于是，备个案，“只要不出安全事故”。黄先珍盘算着：这就算默认了吧？
今年6月，当闸北区教育局对辖区内民工子弟学校发文，指出因“审批不合格”要坚决取缔时，黄先珍先是懵了，然后急了，接着哭了。听证会上，她一遍遍地申诉和哀求：“我也不想非法办学呀！”可申诉并不能改变区里的决定。
闸北区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取缔这类学校，除了认为它们均不符合办学的基本要求外，还有一个背景：随着上海人口连续多年负增长，城镇小学生源大大减少，大批小学出现校舍、师资等的富余。不少公办学校开始向民工孩子开放，并取消了赞助费、借读费。
每一所辗转的“非法学校”的背后，都牵系着一群人的命运———
“孩子不能当文盲”
新星小学被取缔后，一部分孩子迅速转入公办学校。但是，由于就近入学，公办学校对民工子女的接纳能力有限，而另一些家长承受不起费用：“一会儿校服费，一会儿要春游、参观，一学期也好几百元。”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顾虑：“上海教材跟全国教材不同，孩子考毕业文凭，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按全国教材应考。”
很多家长找黄先珍苦苦恳求：“黄老师别放弃，孩子上学还靠你呢。”一些家长出主意，相邻的宝山区不是还没有“禁”吗？
黄先珍提心吊胆，开始了新学期的教学。“不知道宝山区能容纳我多久？”搬家后的新星小学的一墙之隔，是原同在闸北区的另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渴望小学，规模比“新星”要小，有300多学生。下午放学时，许多家长骑着自行车、推着三轮车来到门口，等着接孩子。看到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地围过来：“是不是宝山区也要取缔民工学校了？”“记者同志，帮我们呼吁呼吁，我们可不能让孩子成为新文盲啊。”
据黄先珍估计，上学期同时被闸北区取缔的20所民工子弟学校，大约有1／3的已经关门，另外的2／3都转移到了宝山、虹口等其他区，仍在继续开学。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12月1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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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也有春天——民工子弟学校
这群孩子，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也许将成为这座城市未来的主人公。他们的命运、心态与受教育程度，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统计说，目前我国外来流动人口1.2亿，其中适龄学童估计在200万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流动的加快，这个群体将日渐扩大。
民工子弟求学的艰难遭遇，主要原因是长期形成的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不够协调，造成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在解决这一特殊群体就学问题上定位不明，责任不清。
不管怎样，让孩子有书读才是硬道理。民工子弟做人的尊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尽管他们来自贫穷的农村，尽管他们是在城市的边缘徘徊。
这群孩子比谁都渴望捍卫受教育的神圣权利。在高考成了“跳农门”的惟一通道，知识和技能成了“改变命运”的有力武器后，在目睹了父辈在城市里的平等与不平等竞争中，在对市民生活方式的张望与自惭形秽中，他们更坚信了这一点。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是复杂的教育乃至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坐等解决方案周详了再探索改革义务教育体制，等公办学校一点点打开大门，等主管部门研究清楚了给民工子弟学校一个“身份”……孩子们就会在等待中蹉跎掉求学岁月。
这不仅是个人命运中抹不去的遗憾甚至悲剧，也肯定是全民教育的一个失败。
民工子弟已经深刻感受到城里孩子与自己的差别，和这种差别的难以逾越。长期在边缘状态生长，将扭曲他们的心理，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和对立感。作为打工者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已经很难再被拴系在农村土地上。这就注定，极力要排斥他们的城市，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却要由他们参与建设。
今天的教育问题，在明天肯定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在杭州下城区那所民办公助、专收打工子弟的明珠实验学校里，刷在教学楼前的办学宗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尊重、服务、育人。他们说：要尊重每一个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打工者也是城市的建设者、纳税人，政府理应为其子女提供服务，帮助他们成为城市中的有知识、有公德、守法律的新一代移民。
是的，山谷中的野百合也会有春天，而野百合的绽放，将使春意格外盎然。
一种矛盾的心理，使我在写下黄先珍与新星学校的真名时犹豫过。我担心：公开报道会不会招致它的被取缔？这绝非我所想看到的。但是，我又心存希望：只有让人们了解民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态，才可能唤起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对它们采取更科学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