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初夏的上午，中国教育报刊社四楼会议室里，由《中国教育资讯报》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北京民办教育发展研讨会”正在召开。对于自身的创业发展之路，民办学校的校长们有太多成功的欢欣和太多委屈的泪水，以致会议不时出现短暂的沉寂，但每位与会者都相信，中国的民办教育，就像窗外的树木一样，到了春天，一定会生机勃勃。
民办教育怎么了？
北京的民办教育，从１９９２年私立正则学校正式成立算起，已有１０年的发展历程。但与会的私立学校的校长们普遍忧虑：有关方面始终没能从认识上摆正民办教育的位置。他们认为，这是当前民办教育发展最大的困难。
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国家允许民办学校存在，只是想通过吸引民间资金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只有学校非常缺乏的地方，民办教育才有发展的余地；而像北京这样有着丰厚教育资源的城市，民办教育可有可无。
民办学校发展的初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校，是因为政府给出了“允许社会力量办学”一句话。而现在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状况，则是因为现在除了这一句话，对于如何发展又什么话都没有说。２１世纪实验学校的郑玉珍副校长认为：“这其实还是一个观念和体制的问题，一个政策的提出，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制手段来保证，否则就没有发展的后劲。”
而由于种种因素，目前还没有从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角度，从整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出发，制订的法律法规。
我感觉自己就像“私生子”
“我一直感觉自己就像‘私生子’。”一位校长不无自嘲地说。“前些年，我们想在报纸上宣传学校，报社说‘上头有令，严禁报道民办学校的任何信息’。现在好些了，报纸上不卡了，但给人的感觉，就像私生子也可以上户口了，在别人眼中还是一个私生子。”以北京翔宇中学为例，这所学校现有１２００多名学生，在民办学校中算规模大的，但现在因被命令迁址，正处在困境之中。据说即便是自己找了校舍，也不允许用。
“而且我们对国家的教育资源没有优先享用权。”郑玉珍副校长谈到这儿有些激动。“新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设了２０００多个实验点，竟然没有一所是私立学校。区里三番五次发文件不让我们民办学校收赞助费，我们不敢违规，第一个免去了赞助费，可周围所有的公办民助学校都在继续收赞助费，有谁管他们啊？”
其实不仅是这些，校长们最担忧的还是民办学校的教师待遇问题。由于教师的职称、养老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去民办学校应聘的大部分是退休教师，“没有那些掌握了最新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年轻后备军”。
有的校长认为，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政府都应该给他们一样的待遇，因为“入世后，国企、私企必须是一体化的，否则无法进行国际竞争。教育也是这样，目前这种体制不改变，中国民办教育难以发展，也无法应对来自国外的挑战，何况我们现在享受的政策还不如外国人优惠”。郑玉珍副校长说：“我们一直在盼望着教育政策的一体化。”
“我们经常听说国内培养一个大学生花多少钱，培养一个中学生花多少钱。我现在培养出你不愿培养而且培养不了的合格高中毕业生，三届送出２８８个大学生，不但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我还第一年上缴教委６０万，第二年缴了６５万，第三年缴了７０万，可目前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政策还是让我觉得危机四伏。”北京私立北方中学的范体运校长谈到这里不禁忧心忡忡。
这些校长的处境与私立正则学校的创办人贾维茵比起来，已是相当不错了。已８４岁高龄的贾老先生１９９２年办学，６年间发展到在校学生６００多名。
１９９８年４月，有关部门以校长年龄过大为由，召开了未让创办人参加的董事会（１３名董事中有４～５名参加），接管了全部财务及学校工作，剥夺了创办人的所有权力。贾老先生向区法院提出诉讼，但败诉了。而向市中级法院上诉时，被有关部门接管后重新选出的“法人”给撤诉了。
“其实在一审开庭前三天，我的律师就已经告诉我判决结果了。”贾老先生有些黯然。据说早有人放出风来，“这个官司一定要赢，必须让贾维茵败诉”。
办不好，我就四个字——关、停、并、转
待遇的不公平还是次要的，更让这些校长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有关负责人对待民办教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
据范体运校长介绍，朝阳区投资１２个亿建北京某重点中学，今年高一扩招至１６个班，其他各公立中学也都大规模办收费分校进行扩招。２１世纪实验学校周围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８所可以收费的由名校改制的公办民助学校，而执教者又都是拿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所以收费都比２１世纪实验学校低。“连中等生都招走了，还让我们怎么发展？”郑玉珍校长对此很不解。
可如果民办学校办不好，用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我就四个字——关、停、并、转。”
“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些‘个体户’跟政府之间的商战，而政府显然在扶植这些公立学校办私立分校。”一位校长转述了某负责人的话，“对民办教育，不是要掐死你，是要挤死你！”
“况且北京还要建立６０所示范校，这么多资金投入到这么少的学校中，我们不知道这对教育发展会有什么好处！”北京嘉华中学的宗秀生校长认为，示范校应该是竞争出来的，而不是扶植出来的。“这笔钱投到贫困边远山区，改善那儿的校舍和设备投入，对教育会有多大的贡献！建在市区里有什么意义呢？”他感觉北京许多重点学校的硬件建设已远远超出加拿大的学校，但国外追求的是管理、师资培训等的软件建设，不在乎设备的超一流，而国内似乎恰恰相反。
这种种情况，很多校长认为不仅是观念落后的问题，主要还是利益冲突。观念落后，人们尚且能改变，而利益冲突是改变不了的，“数学定理如果侵犯了人的利益，它也会受到攻击的”。
在教育界，教委和公立学校的利益是一体的。同样是管理，政府的工商部门与国营、私营工厂间为何没有经济上的冲突呢？因为从归属上工厂不归它，虽然从感情上它倾向于国营企业，但国企的钱缴不到工商局去。教育行政部门则是公立学校事实上的拥有者，“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教委”。
现在几乎所有的重点公立学校都出现了收议价生的所谓“公办民助”分校，每年上缴教委几百万，民办学校收费不可能上缴这么多。私立学校多去一个学生，公办民助学校就少了一个收费生。亲疏向背自然就分明得很。
搞自己教育教学的核心技术
虽然困难重重，民办校长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中国教育要发展，就必然要逐渐引入多元化的竞争机制。“再说政府既然把民办教育的问题说出来了，就不会把民办教育饿死。”
郑玉珍校长从招生会上看出：民办学校已经和公立学校的重点学校形成了竞争。人们似乎已形成了一点共识：民办学校比很多公办学校要好，因为私立学校是靠学生的收费来生存的，非常重视日常管理。她举例说，“家长花钱把孩子送到这里，我们不敢辜负家长的这份期望。”公立学校开家长会，家长是受训，民办学校教师态度要是不好，很快就会反映到管理者那儿。
正因为如此，她认为民办教育与市场接轨会特别快，而公立学校达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民办教育还是会有很多优势的。而且很多私立学校都用双语教学，这也是相当多的家长选择私立学校的原因。
不过也有校长指出：“当有一天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超出私立学校，而且入世后，国外先进信息能被所有学校同步接受，我们的这点优势很快就会失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公立学校以后也会办特色学校，永远依靠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应该随市场的竞争，随时改变思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方铭琳对此持相同看法。
所以北京嘉华双语小学的洪波校长认为，每个民办学校都要有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西方私立学校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今天收费仍比公立学校高得多，学校发展也好得多，原因在于孩子无论具有哪方面特长，都可以在这些学校找到与他的培养相配套的教育服务，这就是教育市场的多样化。”
她认为如果民办学校总是跟在公立学校后面去竞争升学率，拼常规管理，自己的个性就永远不会呈现出来，市场更不会选择你。“民办教育惟一的出路就是看几十年后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大胆地用自己的法宝——自主权，来培养我们的师资，确立我们教育教学的特点，搞教育教学的核心技术，像电脑的升级一样，把人的开发进行到一个新层次。”她强调这一点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要有相当高的素质，而且应进行一个完整的、全息的系统工程才能成功。
其他校长也认为“千招会，不如一招通”，民办学校要利用自己“船小好调头”的特点，紧扣市场需求抓特色，创出品牌来作为自己生存的支点。特别是中国入世后，在国外教育的参与下，人们的需求又会发生变化，所以民办学校的发展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宗秀生校长认为民办教育必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经济从建国后的公有制，发展到私有制成为公有制的补充，今天公有制和私有制开始共同发展。我们的民办教育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才经历了１０年，还应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况且随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要发生变化，追求的就不是简单的教育，而是个性的张扬。当前大多数公立学校整齐划一的办学模式是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个性需求的，最适合孩子的多元化发展的就是私立学校。“当然，公立学校在这方面也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决策、反应都很快的私立学校在改革方面必定会走在公立学校的前头。”他充满信心地说。
对于民办学校未来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贾西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传统观念上说，人们对私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保护的意识，所以观念首先就要转变，这是必须的。而且政府不改革，单从民办教育这一方面来改变，也是很难做到的，这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最好能有一个私立学校间的联合会，自下而上地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单等政府来发掘、认识。
“政府是办教育，不是办学校，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和想法。”方铭琳硕士这样说。
《民办教育促进法》如何促进民办教育
对于即将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与会校长们也是各有看法。基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愿打破公立教育一统天下的体制，校长们最大的期望在于：在公平状态下，把两种体制放在一起竞争，让其按市场的规律自主、动态地发展。
“我们国家的工业，用国企和私企两条腿走路。比如通讯领域，国家帮助联通与电信竞争，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校长们很困惑。永远是一个体制，中国教育是无法发展的，而且“这种一统天下的体制，到最后对其本身的发展也必然会造成阻碍”。
至于被奉为箴言的“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１６字方针，大家普遍认为关键是看怎么落实。如果没有什么可行性及可落实的东西，最终还是取决于掌权者怎么说，下面怎么做，那么法还是起不到法的作用。
洪波校长认为即将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一个非常要害的事情，就是民办学校能否营利。“国外可以自主选择办学是否盈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可否盈利应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我们关上门去规定，现在不盈利的规定已经限制了社会力量办学。因为真正搞教育的人是没有钱投资的，如果一点利益都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又有谁会投资于教育呢？”宗秀生校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校长们都认为，入世后，中国的民办教育急需一个好的政策和氛围营造，否则外资进入后，我们的民办教育是很难定位的。
同是谈《民办教育促进法》，雨来中学的创始人冯临渤对“多余的财产归社会所有”一项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他指出，这“还是带有部门立法的色彩”。他认为，中国宪法上只有两种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没有‘社会所有制’的说法”。而且他觉得民办教育法应规定为谁投资，学校产权归谁，这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所投的资产不归自己所有，谁还会扩大固定资产的规模”，宗秀生校长也有同感。
北京翔宇中学的周建新校长则觉得，“讨论确立民办教育法，应该有搞民办教育的人参加”，因为只有民办教育者才对当前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感受最深，才能真正结合实际来探讨在目前制度下中国民办教育的地位，否则立法将不符合中国国情。
“而且立法应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不光对投资者有权利和义务的要求，对政府也应有权利和义务的要求，就像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样，对教育有投资义务的政府呢？上级管理者的责任、义务和权限是什么，也应该加以规定，可谁来引导？谁又去追究、监督呢？”
无论怎么说，与会人员对中国民办教育的未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贾维茵先生就深情地说：“我活着就一个心愿，要看着中国民办教育健康地发展起来，中国民办教育一定要发展，这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这么大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这么多人口，政府负担不了全部教育啊！”
但郑玉珍校长对立刻改变这种现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有可能是非常曲折的。”
中国的民办教育，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生事物，有很多自身需要探索、总结的带规律性的问题，艰难地发展到今天，虽然形势越来越好，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观念问题，政策问题，仍然使民办教育面临着困境，但毕竟政府是越来越重视了，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认识也越来越到位了。
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是谁也挡不住的，面对这一毋容置疑的趋势，我们相信它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