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
一个流动儿童的求学经历
看到本报关于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张洪林第一个冲动便是想跟记者“聊聊”。打通电话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真不知道该把孩子送到哪里读书！”
张洪林，江西余干县农民，5年前只身来沪务工，现在一家企业当驾驶员。其两大心愿：一是能永驻上海，二是儿子能念大学。去年8月，他把妻儿接到上海。妻子现在街道从事环卫工作，儿子小明在附近一家民工子弟学校读三年级。
今年暑假，因儿子就读的学校被宣布为非法而遭取缔后，张洪林开始重新找学校。他到过附近的公立学校打听，一所不收，另两所提出要赞助费和借读费，只得罢了。再到别的区打听民工子弟学校，几经反复终于找到，可是离家远，上下学要换两趟公交车。3天后，张洪林夫妇俩认为“不安全”，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
张洪林说，他们现在很难选择：要么狠下心把孩子扔在老家，代价是一家三口分离；要么把孩子再接到上海，风险是面临失学。“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吗？”听起来，电话那头的张洪林很激动。
分析：
“断裂”背后的体系
韩承鹏，上海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对流动儿童少年的现状颇有研究。他说：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由学龄儿童户籍所在地政府负责实施，因此，一旦这些孩子随父母离开户籍地，也就失去了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而流入地往往无力顾及，出现管理盲区。
他认为，“流动”状态与义务教育的现行体系之间有严重的不适应。
按说，1998年原国家教委出台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出地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问题在于，这一规定太“虚”。
比如，到目前为止，义务教育的人头经费仍按户籍划拨。流入地政府没有得到这笔经费，凭什么“责无旁贷”呢？
再比如，目前的教育统计仍以“户籍人口”作为口径。换言之，上海即使把“小明们”的读书问题解决好了，在统计或考核里也无法体现。评价体系势必影响具体行为，流入地政府对解决民工孩子读书问题不够关心，似乎也能理解。
“如果教育体系不作调整，很难保证义务教育的阳光洒到每一个孩子身上。”韩承鹏说。
还有一个“脱节”。那就是：城里公办学校的办学模式与流动儿童少年的实际需要脱节。在许多城市，民工孩子已被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但大门敞开并不意味着你能进去。
无论是韩承鹏的调查，还是记者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阻挡流动儿童少年进入正规学校读书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收费“门槛”，即使有的学校取消了“赞助费”，但用于课间营养餐、校服、春游等的费用，一学期也要好几百元。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难以负担。
而公办学校的另一些特点，比如管理“刚性”，一般不允许学生中途转学，教材有差异，再加上语言心理障碍等等，致使公办学校伸出的橄榄枝遭了冷落。
“适合”的也许就是那些收费低的民工子弟学校。但是，由于这类学校一般由流动人口私人创办，硬件、软件较正规学校相差甚远，在主管部门看来，往往“不符合办学标准”。
于是，张洪林便只能望着公办学校一声叹息，看着被关闭的民工子弟学校再叹息一声。
观点：
“断裂”的代价付得起吗
“流动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问题，非解决不可。”汪利兵说。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汪利兵博士，正承担联合国流动儿童少年就学课题研究。
据汪利兵提供的调查推测数，全国约有400万流动儿童少年。“但并非全部入学难，事实上，只是其中的民工子女读书难”。他发现，流动人群正呈规模化、家庭化、稳定化特点，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更显严重。
“人们只强调解决这个问题对民工子女会带来什么好处，却很少有人想过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汪认为，对后一问题的严重忽略，其后遗症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益显现。
汪利兵曾和研究生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做过心理上的探究，发现他们已强烈感受到与城里孩子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难以逾越。与父辈不同，他们对“不公平”更为敏感。“如果这样的心理继续发展，势必会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与对立感，甚至会有反社会心理。”
而另一项调查也发现：第一代进城打工者，几乎都希望下一代留在城市；下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也表示不愿回乡。所以，汪博士认为：再过10年或更短的时间，当所有外来人口中的儿童少年成为劳动大军时，他们目前所受的教育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关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如果不能以更长远、更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如果不能把断裂的义务教育链条赶紧铸好，汪利兵说，“后果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