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月２８日下午，记者站到三乡二中校门前，发现这所农村初中校园的周边环境实在是令人担忧。
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周围又脏又乱，而学校的后院到处都是周围村民倾倒的各类垃圾。
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难道就没有人来管一管？
没有地的学校？
匆匆赶到的王红顺无奈地说：“作为校长，我虽然也对本校的用地情况作过调查，但却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学校用地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限都没明确规定。这样，不管是学校所在地的村委卖掉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还是周围的村民往学校里倾倒垃圾，我都没办法。”说这些话时，王红顺的眼里隐约地闪着泪花，而声音也哽咽起来。
据他介绍，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前，仅三乡乡就办有六七所初中，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如果哪个初中所在地的某届村委重视教育了，这届村委的领导就会说，哪片哪片地归学校用了；而假如这届村委不干了，又换了一届村委，那么，出于种种原因，如划分宅基地等，就可能会说，学校用不了这么多地，然后再把上届村委划给学校的地收回去。
这种对学校用地随意分配的现状，使学校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可供长期使用的土地。
布局调整以后，三乡乡保留了３所初中，但都是在原有的学校基础上调整出来的，所以，原来学校用地的矛盾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子。
记者在二中看到，被卖的那些门面房，有几间是砖混结构的平房，但更多的是用木板、石棉瓦、土坯草草搭就的简易房。在这些房子的门里门外，摆着落满尘土的小商品、坐着织毛线衣的女人、卧着晒太阳的黄狗。
而村民向学校后院倾倒的垃圾，几乎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其高度也已经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记者实在无法想像，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一天三顿饭的，他们的身体健康又如何得到保障；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倾倒那些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没有门的学校？
二中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王校长请示了副乡长，被叮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后，又带着记者赶到了三乡三中。
到三中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王校长领着，记者还真不知该怎么进出这所学校。进出的路被前面及两侧的几间房子堵得只剩一个不足两米宽的胡同，还要折一个约４米长的弯道才能走进学校，而且校门与其中几间房子后墙的距离也只有不足两米。这几间房子有的是小饭馆，有的是美容美发厅，房体都已经破烂不堪了。
三中的聂校长告诉记者，这几间分别属于３户家庭的房子堵住校门的问题，从１９９６年就开始了。
当时，校门开在另一处，但由于那个地方修公路，占用了学校的土地，且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安全，才决定改换到这里。
堵门的问题发生后，乡政府、当地村委、学校都曾出面与这３户家庭协商，希望用土地换土地的方式，让他们把房子平移到马路对面去。虽然他们原则上也表示同意，却提出要近万元（３家合计）补偿费。乡政府原也曾有拨款的想法，但后来不知何故，不了了之。
而布局调整后，三中的性质变成了乡中学，所以当地村委也不好出钱，至于学校，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
就这样，校门只好年复一年地被堵着，而聂校长的心自然也年复一年地悬着。
问题不只是局限于这两所学校。
在王红顺曾担任校长的该乡某小学，记者还看到，原本属于小学的土地，硬生生地被村委“割”去了一大块，连小学的教学楼都被拦腰“割”开，被“割”开的部分成了村委办公楼。而与这所小学相距并不太远的当地另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却只能在门窗破旧、屋顶见天、墙体断裂的几间危房中上课，随时面临着被掉下来的泥块和瓦块砸伤的危险。
没有权的校长！
在三乡二中和三中，王校长和聂校长都提到了学校资产的管理权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会使得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难以合理地统筹分配，更无法有效地利用。
聂校长举例说，“在农村学校，一个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就可以把整个学校都毁掉。可以说，我们这些农村学校的校长，天天都是在针尖上过活、冰面上走路，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有多苦，谁也体会不到。”讲这话时，聂校长语气之沉重，使满屋子的人都感到压抑。
“校长按说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其实连扒一间危房，都得由学校所在村的村委做主。”王校长接过聂校长的话说：“三乡一中的校园内原来有许多成材树，值不少钱，但要砍要卖，全由村委和乡政府说了算，有时个别群众想砍就砍，学校领导也没办法。至于我们学校的门面房，按我的意思，租出去之后，多少能给学校创点收，但村里却说卖就卖了，而且卖的钱学校一分也没拿到。现在，连节日里想在学校门上插几面彩旗都不行，因为要插旗就得登到门面房的房顶上去，但房主又不准他们上。”还有，一些房主还在门面房的后墙上任意开设窗户向学生卖东西，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周边环境和教学秩序。
由于学校的资产权归属不清，使得农村学校本就紧缺的教育资源被严重闲置和浪费。一些没有被定点的学校，其财产、教育资源全被学校所在地的村委无偿占有。村委的领导认为，学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当然要把这些东西留下；至于调整后的新学校没有了足够的资产和教育资源后，能否正常开展工作，那是乡政府的事，和村委无关。
“现在二中的资产和教育资源共值一百多万，如果它再与一中合并，村委就要提出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王校长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真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合并后的学校还咋办啊？”
在采访过程中一直陪同，却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的村支书，这时开始说话了，“三中原是学校附近几个村的群众集资几十万元建起的村办初中。现在乡政府要把学校全部收走归为乡管，当然要补偿群众的损失，否则，村委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的做法并没错。乡政府并没权力随意处置群众的集体资产。‘兄弟亲，柴米分’，政府对群众也应讲这个道理。作为校长，不管你是村请的，还是乡管的，对学校的资产，当然也只有管理权，没有处置权。”
当记者把此前获知的相关政策（详见Ａ１版《学校资产如何处置？》一文），告诉王红顺校长及三乡乡教办室的负责人时，他们的反应却令记者颇感无奈。
教办室的负责同志表示，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要花不少钱，而无论是乡教办室还是学校，都拿不出这笔钱。而对此，王校长也态度明确：学校连正常的办公开支都捉襟见肘，怎么可能有多余的钱办这些事呢？
确实，现在的农村中学，靠收取的书杂费也仅够（很多时候还不够）勉强维持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而对学校自身的资产，农村学校的校长又只有管理权、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因此，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别说校长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连带整个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教办室的负责同志和王校长一致请求记者：“能不能向上级反映一下这方面的特殊情况，由上级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干脆专门制定一个政策，免除这方面的手续费。”
一方面是学校饱受用地界限不清、权属不明引发的各种矛盾之苦，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愿或真的拿不出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所需的相关费用，难道问题就只能搁置了？矛盾就只能日益恶化了？或者坐等“天上掉馅饼”，甚至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三乡是李贺的故里，采访过程中在李贺的纪念碑前，记者特意停留了一下。
千年以降，不知号称“诗鬼”的李贺，面对今天的子孙们读书的苦境，是否会想起自己因父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