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临时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他说：“最近，看了两份材料，一份反映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年级一名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另一份反映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两名学生因勒索钱财将一同学乱刀砍死。今天的《光明日报》还报道，河南省安阳市一名学生家长，因自己的儿子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这样的材料，以前也看到一些，确实触目惊心，引起了我的深思。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江泽民同志谈到的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普遍深思。

　　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迎接21世纪的挑战，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教育的总体水平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日益增长的需要。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除了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办学效益偏低，师资力量短缺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遗留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之中产生的文化惯性，成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桎梏。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产生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给封建的教育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读书唯上、鄙视劳动的实用性；权力本位、光宗耀祖的功利性；扼杀创造、漠视人权的工具性。

　　《论语》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按孔子的观点，只要学会驭人之术就够了，根本不用学种庄稼一类的下作之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并不认为发展生产力为立国之本，反而视科学技术是一种奇技淫巧的东西。《礼记》甚至提出：“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主张。而这些封建教育思想集大成者一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统贯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正统思想。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封建社会里，个人价值必须完全按照苦读一一应试——致仕这种单一模式才能实现。如果超越这种模式，以别的方式特别是以劳动方式体现个人价值，则被一律视为“下品”。即便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亦表现出极为厌恶的心理。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封建社会教育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中国封建时代，个人通过了科举考试，则意味着权力回报的开始。附属于权力的一切物质财富和名誉、地位纷至沓来，这种权力的成功其外延可扩充至整个家庭乃至家乡。因此，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终身追求的目标。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在封建教育理念上的集中反映。它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把职业区分为高低贵贱，从而抹杀了人性的尊严，现代法治社会推崇备至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观念在森严的封建等级面前，从来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官本位、权力至上的传统思想在民族心理中根深蒂固，导致在封建的教育模式下往往培养出以追求权力为目的，以维护宗法等级为己任，以孝忠皇权为核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官僚阶层。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今天的某些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封建意识的影响。

　　一名年仅高二的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这件事的确令人震惊，震惊之余，我们不禁要问？这位死去的母亲为什么要给孩子施加压力呢？答案很简单，她同目前中国大多数面临子女高考的家长一样，希望子女考上大学从而彻底摆脱“下品”的社会地位、实现“黄金屋”、“颜如玉”的梦想，从此成为人中龙凤，便可人前显圣、光宗耀祖了。而对于普通劳动者，许多家长抱有传统的偏见，有些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很简单：“你考不上大学，就去扫马路”。对职业的鄙视，可见一斑。这种等级观念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唯文凭论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我国初级阶段需要大量各类人才，人才资源短缺，已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人才浪费惊人，一些用人单位非博士生、硕士生不予录用。文凭，成为职业、地位、财富的象征，以MBA为例，据资料表明：全国MBA指导委员会曾公布，上海地区MBA毕业生第一年收入大约7万元，其水平略高于一般硕士毕业生。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位教师介绍，清华大学97级MBA班学员入学前平均年薪是3.3万元，毕业后平均年薪是8.8万元。据对北大2000年的国际MBA班首批毕业生情况的初步调查，这批MBA毕业生的平均年薪达人民币23万元，最高年薪收入人民币83万元。如果仅从投入一一回报的角度看，读MBA简直不是在读书而是在“镀金”。

　　但中国的MBA存在不少缺陷，从MBA毕业生中没有看到一位成为国内企业的领头羊，那些用了MBA的企业，只有15%对其满意，50%认为看不出他们发挥的作用，30%的企业干脆说：“不过如此”。但高分低能、文凭与能力脱节的现象愈演愈烈，用人单位最后需要的不是具备各类素质的人才，而仅仅需要高文凭的招牌。某些单位领导以博士数量的多寡作为用人标准，在充斥着博士、硕士（其实很多被闲置）这些炫目招牌下怡然自得地满足一种心理虚荣。从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孩子们书包的重量日益增加，心理负担越来越重，但谁都无力摆脱升学怪圈的束缚。家长和孩子们都有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寒窗苦读，通过近乎游戏式的当代八股考试去博取功名，拿到文凭，获得权力、财富、名誉、地位的回报。学校变成了工厂，教师和家长成了监工，学生们被改造成复印机，许多天才的幼苗也许就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复印机式的操作中枯萎、死亡。

　　与之相比，发达国家的教育观念值得借鉴。在意大利，一下飞机就看到机场走廊上长相标致、妩媚可爱的女清洁工在认认真真地擦洗着地板，其严谨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引来了一道道钦佩的目光。甚至游人私下议论：这么漂亮的姑娘竟干这种扫地擦窗的活儿？但一位意大利人坦然地解释：在意大利，人们从事何种职业是以“我干什么”来选择的。意大利人大都认为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以平常心对待服务行业的工作。所以，大家彼此尊重，不会歧视别人。就收入而言，意大利人的收入基本相差不大，因为社会保障要求保证最低工资收入，同时又对高收入以相应的税收杠杆来调节。人们挑选职业时，大多以我能干什么，而不是以哪个职业收入最多来定夺。
一位留美学生谈了他在美国遇到的两件事，他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上课时，旁边坐着一位已有两个孩子的40多岁的妇女，并且这位妇女曾获得学士学位。这位留学生问她为什么还要来上课，她说：“老板准备提升我为销售经理，但没有经济管理知识，我就失去了与其他同事竞争的资格，董事会也通不过。”还有一位50多岁的老学生，他曾获化学硕士学位，是一家化学公司的经理，他告诉这位留学生；“在我们这里要生存和发展，知识更新是一个重要条件，我修这门课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扩充知识面，而是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可见，在美国，竞争迫使每个人按时代的要求塑造自己，教育成为个人的终身需要。

　　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去年高校招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封建时代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这里面有着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和经济社会不发展的局限性。今天不能再这样去考虑问题。二十一世纪，我国既需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样化的。这是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志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认真学习和掌握实践知识与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就一定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学校接受的还只是基本教育，尽管这个基本教育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人生所受教育的全部，做到老学到老，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这个观点，要好好地在全社会进行宣传。”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就是说对教育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广大的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全体公民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摒弃封建的教育理念。创造一个有利于更新教育观念，有利于改变教育模式，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的系统环境；营建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构筑以平等理念为核心的法治社会；培养富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科学、民主、法治的光芒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