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育成“滴水茶”
南河由湖北省南漳、保康、谷城三县的山涧小溪汇集而成，在南河下游建有南河大坝，滴水村是一个距南河大坝20多公里的小山村。由于山上长年累月的滴水，便形成了滴水河，滴水村小学依山傍水而建，目前在校学生57名，教师3名，采用“复式”教学。1997年以前，滴水村小学的很多学生由于家庭贫困读不起书，辍学现象较为严重，有时在校学生不足30名。
“是惠黎基金会圆了学生的读书梦。”日前，张家荣校长感慨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惠黎基金会的前身是“亚洲乡村教育基金会”。惠黎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叫“彩虹”项目，就是启动一些贫困落后乡村小学的勤工俭学，通过扶助项目，让受助学校贫困学校都能上学。
早在1996年，滴水村村民委员会就将滴水村小学周围近10亩茶园交给滴水村小学管理，让学生搞勤工俭学，当时年产鲜叶较少，由于没有加工设备，加工茶叶还要跑几十里的路。由于茶叶量少，制茶成本大，茶叶的收入远远无法解决贫困学生的学费问题。
1997年6月，滴水村小学校长张家荣从一本杂志上获悉惠黎基金会将扶持乡村小学建立勤工助学项目的消息，便立即将学校的实际情况写成报告，寄给他们。在报告中，张家荣阐述学校的现状和学生流失情况，他谈到，学校的茶叶基地通过学校师生几年的努力，利用课外时间开垦茶地，精心管理，合理施肥，目前发展到茶叶基地近30亩，但加工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校，加之学校周围村民也有近100多茶叶基地的鲜叶需要加工，所以学校想把加工茶叶当成一个长远的项目，学校目前最需要的是添置制茶设备办加工厂，但一直受资金问题的困扰。如果学校解决茶叶加工问题，学校就会逐步免去贫困学生的上学费用。
惠黎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北京基金会负责人樊英收到报告后，立即带人到滴水村实地考察，经过走访调查，决定投资这个项目，并捐助了3.5万元人民币。
不久，惠黎基金会将第一笔资金汇到了滴水村小学。在村民和全校师生的努力下，经过3个月的时间，学校终于建成了面积为140平方米的茶叶加工车间，学校用资助的资金购置了炒茶机、发电机、制茶机。
1999年3月，惠黎基金会总负责人周元专程赴滴水村检查，看后非常满意，并针对茶籽可以榨油一事，又划拨了5000元现金，购买了榨油机，兴办了榨油车间。
从1999年开始，学校年产干叶可达400多公斤，为学校创收近万元，从1999年春季开始，学校免去全校学生的书杂费，对贫困学生实行全免。
滴水村小学的学生通过采摘鲜叶，培养劳动技能，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资助了贫困学生，这几年学校再没有学生流失现象，实现了创收育人双丰收。2000年8月，张家荣校长应邀参加了教育部主办的“中国乡村社区助学研讨会”。
惠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坐火车从北京来到滴水村，他们每次来都住在村民家，吃住都是自己掏腰包。
惠黎基金会还协助滴水村小学制订了一条纪律：滴水村小学的茶叶收入是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读书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把茶叶拿回家或者送人，哪怕是一两茶叶，都不能随便送人，都要收钱。
惠黎基金会协助学校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让学生参与记账、过秤等管理，“公示”上墙。学生可以直接寄信至北京反映管理的漏洞。
惠黎基金会还请制茶专家，教学校老师如何精制茶叶，他们把滴水村小学生产的茶叶取名为“滴水茶”，意思是“涓涓滴水，终成涌泉”。
“滴水茶”受到北京人的喜欢
从2001年以来，产茶大县的谷城县茶叶市场开始出现“疲软”现象，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加之茶叶降价，市场竞争激烈，销售成了学校的老大难问题。2002年4月初，樊英专程从北京赶到滴水村小学，协助学校推销茶叶，并提出了把滴水村小学的茶叶包装后运到北京销售。
4月10日，樊英将茶叶样品带回北京市，请卫生等有关部门进行检验，确定在“五·一”假期进行义卖。
4月25日，基金会得知北京市地坛公园在“五·一”期间举办书市活动，便主动找到书市组委会，通过协商在书市里争取了一个展摊。
4月27日上午11点45分，张家荣带领3名学生陈辉杰、阳小娟、陈龙和114公斤封制成600多袋的茶叶坐上了到北京的火车。
4月30日，“滴水茶”义卖活动开始。600多袋茶叶摆上了展摊，每袋重达2两，售价20元钱。
清晨，书市一开业，在地坛上千个摊位的推销声中，卖“滴水茶”的展摊十分引人注目，外交部工作人员吴家璇夫妇得知情况后，主动要求参加义卖活动。
当天下午，地坛公园书市组委会通过协调把“滴水茶”义卖的展位从偏僻的位置转到中心会场的一个最佳位置。
“滴水茶”牵动了北京人
“滴水茶”牵动了北京人。北京人送书、送钱、送饺子、送水，不少热心人都是“回头客”。
5月2日上午11点，两位退休老人得知3个学生最想看的书是“四大名著”，便到书市上买来三套中国“四大名著”，塞到孩子们手中。
身高1米8的小伙子付涛不仅送来了两套“四大名著”连环画版，还送来了两摞书，其中有《中国上下五千年》和《青少年百科全书》，付涛还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一次性购买了10袋茶叶。
到茶摊购买“滴水茶”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她踮着脚把20元钱举过头顶：“哥哥，给你钱，我买茶。”
外经贸部研究院王志刚在两天里先后6次光顾茶摊，当他从报上得知学生阳小娟特别喜欢音乐时，和儿子一商量，把家里的三弦琴送给了阳小娟。
马宇红是一位双腿残疾的女青年，她坐着电动轮椅专程来买了10袋茶叶，另外还留下100元钱。
北京实验二小的王宇飞和他的母亲秦女士多次来到茶摊前，捐了一个篮球，并帮助卖茶，王宇飞主动跟妈妈建议，把家里的价值13000元的钢琴送给滴水村小学。他说，他已通过钢琴的4级考试，目前他改学萨克斯，他说应该把心爱的钢琴捐给滴水村小学，让那儿的学生在钢琴的伴奏下唱歌。母亲秦女士听后很受感动，便和儿子一道把钢琴送到了学生住的旅社。
外交部工作人员吴家璇的儿子吴俊杰是国家高科技农业专家，在美国深造，这次回国后也专门抽出时间看望了义卖“滴水茶”的师生。
中央电视台《大风车》主持人鞠萍委托记者关运芳送来了一架手风琴。
北京一家烤鸭店的老板得知小学生义卖“滴水茶”的消息后，专门租了一部车，带着3名学生去他的店里吃北京烤鸭。
5月4日上午，北京最大的茶叶公司裕隆茶叶公司的董事长吴裕隆买下了最后50袋茶叶，并捐了1000元。
到5月4日上午11点，滴水村小学师生带去的600多包“滴水茶”被抢购一空，共卖得现金24280元，收到捐款4524.20元。
张家荣师生4人5月5日登上天安门，并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观看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
5月15日，记者来到了谷城县南河镇滴水村小学。张家荣校长告诉记者2条好消息，一是国家林业局一位茶叶质量检测专家发来信函，并寄来100元，请张家荣校长寄去5袋茶叶，并愿意免费为“滴水茶”做好国家级化验、检测，免费做一份化验报告和质检报告。二是中国农业大学等学校的学生来函要求在今年暑假到滴水村小学做“义教”工作，教学生跳舞、唱歌、玩健身器。
“滴水茶”的义卖在北京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夫妇对这种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在义卖活动中，他告诉三个学生：“你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不是乞讨，这是靠你们的双手做出一件很有意义、很光荣的事，应该理直气壮去做。”周南认为这件活动是拯救山区基础教育的好做法，是为老百姓做好事、谋利益的举动，北京人也认可了这种做法，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创新精神，培养克服困难、自强自理的能力。北京人对这次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真诚的关心。正是由于北京人高尚的文明程度和助人为乐的道德风貌，才促使了这次义卖活动的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