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8日电

　　3月7日，肖善因委员到“两会信息中心”查中国与世界教育普及水平对比数据。数字出来了，让肖委员吃惊不小：小学的入学率，中国和美国都是99．9％，而到了大学的粗入学率，美国80．6％，世界平均水平16．7％，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9．6％，中国仅仅是9％。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水平极度落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肖委员告诉记者。

　　“一方面，政府发文、全社会高喊减负，一方面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依然固我，我觉得很滑稽。减负的罪魁祸首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源头是高考，我们的教育部门总不能漠视孩子们要求上大学的权利吧？”湖北函授大学校长游清泉委员如是说。

　　南京大学副校长许敖敖委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去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提高到15％。

　　这15％，究竟该怎么达到？

　　有人把1999年的大学扩招的重要性与1978年春天的恢复高考相提并论。

　　回忆起扩招的情景，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黄懋横委员激动不已：“一夜之间，高校招生从上一年的108万增加到153万，增加41．7％，许多原本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学生又能上大学了。”

　　扩招，原本是作为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一种手段推出的。据我国有关部门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家庭用于教育的投资平均已占家庭总支出的8．3％，已经超出了用于购买住房的平均支出，从而成为城镇居民的重要投资。经济学家萧灼基委员认为，教育是当前内需市场最具潜力的领域。

　　游清泉委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每人每年平均支出费用（含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其他费用）约6000元计算，仅此一项可增加20亿元的有效需求。假定从1999年至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每年比上一年增长25％（主要是走读生），到2001年，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100万左右，仅此一项，我国每年就可增加660亿元的有效需求。

　　扩招的现实背景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我国适龄青年90％以上与大学无缘，全国高校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青年求学的需要，拓宽高考这座独木桥成为必然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对于几代国人来说，似乎来得太迟了。

　　其实，扩招最初的“扩大内需”的经济账背后，引发更大反响的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变化。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18岁的北京一所大学学生于亭亭来到本报，她告诉记者：“我是去年扩招进入大学的，进入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父母找法律书籍研究，最后决定将我曾经读书的中学告上法庭。”

　　于亭亭状告自己母校的起诉理由是“受教育的权利”，她说：“1998年，学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将正上高中二年级的我分流到成人学校，我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在1999年的大学扩招中，挤进大学门槛的，我要起诉学校。一个人能有几个18岁，又能有几次考大学的机会？我只让学校赔偿我精神损失费1元钱，为了应该属于我的受教育的权利。”

　　李利君委员说：“扩招，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格局，也开始真正地把教育当成一个市场化的产业进行发展方面的思考。”

　　张宝文委员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大学教授。本次“两会”召开之后，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进行高校学制的改革，他主张尽快实施完全学分制，而被有的委员戏称“张学分”。

　　张宝文委员细说起学分的主张：“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是学期学分制，并没有体现出学分制本身所具有的灵活特点。真正的学分制是几年学完都可以，二年、八年，视学生的学习状况、经济条件自行确定，只要修够了学分，就可以毕业。并且，学分是通用的，A大学修的学分转到B大学一样承认，学分在手走遍全国。这样，无形地将大学教学的学生容量加大了。”

　　王明达委员认为，高等学校开放式的、全天候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美国、意大利等国都有规模数万人的大学，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和注册的方式十分简单，关键看自己的兴趣和努力，高校学制改革可以使大学实现自身的发展。

　　张圣坤委员说：“学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一旦实施学分制，就会没有了留级制，只要淘汰制，宽进以后的目标，就是严出。”

　　黄懋横委员认为，学校学制的改变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放权息息相关，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利，要在教师聘用、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学习年限方面向学校放权，他呼吁要向政企分开那样，实行政校分开。

　　对于统一学分制的探讨，有人认为会保证不了教学质量。对此，有专家提出可以对名牌大学实行特殊政策，对其他院校完全可以实行学分通用的规则。

　　“民办教育是‘黑户’，你看领导讲话、舆论呼吁，就是没有红头文件和法规保护民办教育的发展。”

　　“民办教育需要配套政策，需要民办教育法。”

　　本次政协会上，记者听到了许多委员的呼吁。

　　游清泉委员讲了一个故事：放假了，一个民办大学的学生要回家，他根本买不到学生半价票，只好借来公办大学读书同学的学生证，买了张半价票，上车时被铁路部门发现了，罚了款。

　　“民办大学的学生不是大学生吗？”游委员这样对记者说，“民办教育遭遇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很多制约因素在妨碍着民办教育的发展，我对此忧心忡忡。”

　　3月8日，游清泉在政协大会发言后，与教育部长陈至立相遇了。游说，国家应该给民办教育一个发展的空间，民办教育需要支持，陈听后笑了。

　　民办高校全国有1200所，在校生200多万。但只有37所学校能够发文凭，95％以上的民办高校只能借助自学考试解决学生的学历问题。

　　一家广东的民办高校获得了教育部门颁发文凭的许可，校长欣喜若狂，但得到的指标只有300多个。这位校长说：“民办教育也是规模效益，没有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发展后劲从哪来？”

　　全国民办高校委员会是一家行业协会，担任副主任的游清泉说，“我常常听到一些校长告诉我，他们不干了。我也最怕听到这样的信息。民办教育的路很难走，许多学校夭折了。”“综合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民办教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民办教育光靠以学费养学，是行不通的。民办教育融资难，好不容易筹集的资金首先基地建设立项、各种配套费用就把钱用光了，有些地方收取的税费还很高。民办教育土地征用、费用减免甚至部分经费投入都需要优惠政策。我们也需要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3月8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委员谈到民办教育时说，应该与公办院校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