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张力答曰，WTO对中国教育的迫力已无可回避，当务之急是教育领域谈判前的未雨绸缪，相关研究论证要进入程序，教育法规的修订要到位。
张力具体解释道，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三条中有关“教育服务”的条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涉及各级各类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参与的方式有远程教育，国外机构独资、合资办学，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及专业人才的自由流动。在WTO的一百四十三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四十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且其中三十余个国家也是有限开放本国市场，如以商定、对等方式互认学历、学位，放开成人教育、技术培训领域的外资办学，取消某些领域教育活动的营利限制等等。
协定规则对于具备人才、信息、管理优势、教育资源过剩的发达国家极为有利，为其占领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制高点、取胜世界人才争夺战打开通途。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外资的进入可以扩大教育资源，可以催化、拉动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机制形成，加快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但也面临严峻挑战。
张力举例说，美国吸引外国专业技术人才的H-1B三年期工作签证，每年十一万的名额中国就占一万多，居世界第二位；居首位的印度约占四成。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研究生出国率已由百分之七上升至目前的百分之十四。放开限制必将加剧人才外流。此外，在相关法规、政策不甚完善的情况下放开中国教育市场，将会在教育主权、办学方向、教育观念、民族文化传统以至经营管理等方面发生矛盾和问题，国内相对薄弱的教育产业如教育仪器、学具、图书、软件、玩具等产品生产亦会受到剧烈冲击。
对此，张力提出，因应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形势，教育界在政府层面的研究论证工作已迫在眉睫，应借鉴已加入教育贸易协定的四十国经验，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有关各部门，使前期准备进入程序。同样重要的是教育立法工作刻不容缓，应对现行法规分清哪些需坚持，哪些要相对稳定，哪些需要修改；一些有所针对的限制性、引导性法规应先行制订，诸如税项、营利性教育、教育投资法等，以免谈判中缺少自我保护的砝码而处于不利地位。
张力并认为，中国近期尚不具备签署教育服务贸易协定的条件，时间需视国情状况和教育发展的需要而定。他估计，中国在五到十年间会探讨有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的可能性。
谈到加入WTO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的关系，张力认为，从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两方面看，用人制度对人才资源结构的形成有更直接的影响。现在大学出来的人才，在公办机构和外资机构工作，表现可能会大相径庭。事实证明，经济运作形态对人才的激励和吸引是决定性因素，创新精神、竞争意识、法制信用观念、职业道德，这些新型人才特质的造就基础在市场经济，WTO既是无形而有力的教鞭，又是孕育和催生的土壤。
影响相对滞后的教育当然也需要大力改革，高校合并与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教教学课程与教学体系的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十年改革计划，教师全员聘任制及在职培训计划……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实施，都是为了营造高素质的、有竞争力的人才诞生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