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了，是作文课。学生在下面写作文，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手中的红色圆珠笔没油了。于是，我轻声地问前排学生：“谁有红色圆珠笔，借来用用？”虽然是轻声，但许多学生都听见了。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然后以最快速度打开，找出圆珠笔，他们纷纷把握着笔的手伸向我：“李老师，用我的笔吧！”“李老师，用我的！用我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真诚的渴望。还是那位课间向我借杯子的女生反应敏捷，坐在第三排的她几乎是小跑着上前，把笔递到我的手中——在递给我手中之前，她还细心地将笔芯旋转了一下，把原来的蓝色旋转成红色。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幕，当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不一定每一个学生都向老师借过杯子，但我相信几乎所有老师都曾向学生借过笔，并享受过学生争先恐后递笔的热情。
我由这件小事往深处思考的是：为什么学生向我借杯子，我想都没有想过亲自把杯子递给她呢？而我向学生借笔时，为什么学生没有对我说：“喏，文具盒里有，自己拿吧！”
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招呼老师，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敷衍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
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人们谈到教师不尊重学生时，往往想到的是打骂学生，其实，真正打骂学生的老师是极个别。而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以非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尽管我们也没有打骂学生，但很难说我们真正是尊重学生。这种师生不平等的“集体无意识”多年来弥漫于校园，浸透在师生关系之中。这是当然是有文化背景的。完全可以这样绝对地说，中国传统教育没有平等，只有等级。众所周知，出于封建权贵集团的整体利益，历代统治者一向十分强调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倡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一切俸禄、礼、教，甚至服饰都有严格等级标志。这反映在教育上，必然是培养学生的等级秩序意识。对学生而言，首先体验到的“等级”，便是师生关系。不可否认，传统教育文化中的“师道尊严”至今都有其积极因素，但同样应该正视的是，“师道尊严”确实包含了一些封建糟粕，受此思想影响，教师与学生之间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师生之间等级森严，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在专制教育体制下，教师的地位被神化和权威化。从“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我们便可以看出：教师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表面上看，强调的是学生对老师的尊敬；而实质上，强调的是学生绝对服从的臣民意识和教师至高无上的家长权威，以及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
平等不等于民主，但没有平等绝对没有民主。每一个人的出生背景、智力水平、学历程度、经济状况、社会分工等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在人格上绝对平等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握着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但当年媒体在宣传这句话时，侧重点则是表现刘少奇同志的平易近人；而“平易近人”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当我们觉得某人“平易近人”时，我们已经在仰视他了。还有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说法也很说明问题。“文革”结束后，不少被迫害致死者的家属常常这样说：“连堂堂国家主席都被整死了，我们的亲人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国家主席与普通公民的生命的不平等。其实，无论你是国家主席，还是掏粪工人，都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等级之别，你都拥有均等的机会和相同的政治权利，生命和尊严更是等值的。
同样，尽管就一般情况而言，教师在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认识水平等方面远在学生之上，但就人格而言，师生之间是天然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不但是在人格上、感情上平等的朋友，而且也是在求知道路上共同探索前进的平等的志同道合者。
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就为未来培养着公民或顺民。平等只能靠平等来培养，让我们从细节做起——比如，下次学生再向我借杯子，我一定亲手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