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向以吃沉耐厚著称，对合理合法的税费从不马虎，老农民的话是“国家皇粮任何时候都没说的”，改革开放前还称交农业税为“交爱国粮”，争先而恐后。至于现在，他们更明白依法纳税是应尽的义务。就是税外之税、费外之费，只要咬咬牙承受得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如牛负重，默而受之。问题是一些无视民众疾苦的官员，无休止地乱摊乱罚，强索硬收，直搞得群众苦不堪言，刚强者上访告状，悲观者甚至投水悬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自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一切有良知的人也深为农民负担过重而忧叹。所以，“减轻农民负担”便成了从党中央到全社会近年来的重要话题，三令五申，舆论沸然。
中小学生正当人生花季，本该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那些家庭条件优越、被视为“小皇帝”的孩子们更应无忧无虑欢蹦乱跳地成长。谁知却被沉重如山的书包压得直不起腰，整日里困坐题海，玩不能玩，假没有假，许多孩子心理压力极大，学习知识竟成了一场熬不到头的苦役。所以，“减轻学生负担”和“减轻农民负担”一样，也成了近年来从上到下有识之士的普遍呼声。
“减轻……负担”，“减轻……负担”，不知被多少人喊了多少遍，但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风景依然，还得继续喊下去。别说农民和学生，喊的人先已不胜其“繁”，不堪其负了，于是索性减而化之：“减负”。
虽说两个“减负”指向不同，内容有别，但其意义却密切相关。一些地方的摊派农民交不起，或觉着太不合理而拖着不交，当地的领导机关便让中小学生向家长逼要，“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报名。这是农民的负担，也是学生的负担。学校里那些五花八门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补课，有用无用的课外辅导材料，哪样不收费，哪样不是高收费！这是学生的负担，又何尝不是农村学生家长即农民的负担！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湖南“砍掉”了70多种辅导材料，估算只此一项，就减轻全省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3亿多元。
那些苦人子弟、虐人父兄、不得党心民心的重负也确是到了非减不可的时候了。
“减负”是个系统的大工程。靠负重者自己救自己显然不实际。农民无权，他可以倾家荡产去上访，甚至告状告到头发白，就算告成了，一般只能暂时缓解一家一村的问题。学生呢，则连生活尚不能自立。“老师强迫＋家长希望＝无可奈何”，这公式生动地表明仅仅父母和老师这一关他们也闯不过去。即使家长想减，也只能自己不给孩子加压，而校门以内的事却管不了。就算学校也想减，且不说上级部门，就是系统外的一些单位也能叫你愿望落空。仍是2月21日《中国青年报》载：安徽木厂书店要给淠东中学搭售2万多元的教辅用书，否则就不给课本。校方抵制的结果，是校长挨了一顿打，搭售的书一本也没少。荆州市去年底发文布置学生座次大排行，学科总分细分到前一万名，如果不是教育部有文件，不是《中国青年报》及时披露，哪个学校、哪个乡镇、哪个区县能够顶得住？在大环境中，在上级面前，他们都处于弱势地位。
减负还需加负人。“荆州事件”见报的当日，该市教委即下发通知废止大排行《方案》，同时就减负提出“六个控制”，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减负工作。我想，荆州地区的学生及其师长可以拍手称快了。或问，如果荆州教委不这么知过即改呢——这样的单位并非没有——那就只好寄希望于湖北省教育厅乃至国家教育部了，总有人管得了的。所以，减负固然全社会都有责任，都该尽力，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上边”——有权增负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有权纠正他们增负的上级领导。对学生如此，对农民亦如此。
为落实减负，教育部开了电视会，又发了通知，并且决定今年要在全国进行专项督查。学生的“松绑”出现了喜人的势头。但愿对“农民伯伯”的减负也能与此齐头并进。待到这项救人子弟、慰我父老的大业有了显效，我愿虔诚地献上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