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认为，到今天(4月20日)新一轮“减负”工作已经进行了108天，可以说取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他说：“下一步工作要明确‘减负’减什么，减的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今后要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因为课堂教学是‘减负’的主渠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裴娣娜说：“‘减负’问题不仅要解决教育体制问题、考试制度问题，而且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
在众多专家从课堂教育教学方法、思想上查找原因的时候，也有人提出，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和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机制是造成“减负”遭遇强力反弹的根本原因。
蔡迪今老师说：“我认为，‘减负’总拿小学开刀是不对的。高考不改变，哪个家长也不会真心实意地给孩子‘减负’。”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阎立钦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改革教育教学评价机制。”阎立钦说，“这包括对学校、老师和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全国各地的改革实验已经有了一些探索，一些学校也有减轻学生负担的愿望，但由于担心学生在考试中失利而不敢贸然采取减轻学生负担的举措。学生考试成绩仍是衡量教育教学成绩的硬指标。”
北师大教授、博导郑日昌认为，“减负”减不下来，与考试制度、升学制度、社会的人才观都有关系。
从考试方面说，现在考试的最大毛病是死记硬背的多，背的多了，负担自然就重。现在的考试增加了能力考查，高考增加了考试次数，但即使将来都考能力了，也有负担问题。从用人机制上说，流行看法是学历越高越好，有博士不用硕士，有本科不用专科。但最根本的原因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群众需要有关。我国高校招生太少。国外大学能招几万人，校园面积、教学楼也不见得比我们大多少。高校资源本来就少，又在办社会，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了，资源利用率太低。
郑日昌说，一方面高校要挖潜，另一方面国家应鼓励社会力量办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由市场决定。职业学校、中专生也应允许深造，缩小高校招生规模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为进一步落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精神，教育部也在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
早在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之初，一位教育专家就说，“历届教育部部长都要为学生‘减负’，但总是不了了之。只有从升学、就业等出口着手，才能真正解决过重负担问题。”
随着“减负”的深入，中考、高考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减负”这场持久战还会进行下去。